青花瓷与山水画是中华艺术文明历程中两门辉煌的艺术。关于青花瓷的起源，学术界虽然存有不同的界定，但青花在元代已发展成为一种较为成熟的釉下彩品类应是没有争议的事实。青花瓷与山水画在其各自的发展中又相互借鉴影响，并终于在明清之际得到真正的结合。

    明代是中国制瓷业的又一个全盛期，青花瓷的生产达到一个高峰。不仅工艺与器型发展到一个较为完备的阶段，装饰风格也同样异彩纷呈。元代戏剧的新兴和繁荣使人物故事成为艺术创作的重要源泉。人物题材同样进入了瓷器装饰的领域。明代瓷器中的山水画元素就首先出现于人物画装饰中。山水作为人物故事的一个背景在瓷器中大量出现，但分布较为零碎，且往往“人大于山”。从笔法看。仍只是工艺上图案式的勾画、填充，尚未形成文人山水的笔墨与意境。明代崇祯年间的“青花郊游图瓶”（图1）具有过渡期的典型特征。它的意义在于：一方面，虽然人物仍是主要的描绘对象，但对山石的描绘已较为具体细致，山石、古木、流水等元素的组合已具备。另一方面，山水的组合构图虽尚未达到绘画上的成熟程度，但对山石的描绘已出现浓淡层次上的变化，如以波折的铁线描刻画山石轮廓，并以不同层次色料点染。这种山石肌理的笔墨呈现显然是人为的努力达到的。观察同时期的其他装饰组成，如云气、苔藓、花木等的表现也不同于之前的程式化图案，而具有绘画的随意灵动性和笔墨意趣。

　    至顺治朝，虽然政权更替，但仍延续了明末的风格，并承应了这一趋势。从这件清顺治的标准器就足以看到山水画在青瓷上绽放异彩的趋势（图2）。此间，主导器身、构图成熟的全景山水陆续出现，从题材上看，也已从明末的戏曲人物故事背景过渡到了完整意义上的山水画。这件表现成熟的山水青花瓷器使我们有理由断定其绘制是以绘画作品为模本的，甚至绘制者本人也是长于山水丹青的绘画高手。山水图中的笔墨线条在瓷器上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以钉头鼠尾描勾勒瀑布；近山皴染并用，远山适当勾染；潺潺云气虚实得当，整个器身装饰共同显现了一种和谐的文人意趣。空白处还有隶书题词和不规则状闲章，而从“癸巳秋日写为西畴书院”的纪年款也能看到此件器物与文人的关联。题款及印章在清代瓷器上大量出现，顺治早期多为隶书。文字、图像结合的装饰前代早已有之，但图像多为无主题装饰，与文字的内容指向并无关联。而清代器物上出现的图文结合往往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甚至出现了一批布局巧妙的藏诗画。从现有实物和资料看，当时制造了一大批归帆图（图3）、渔隐图、读书图等典型的文人山水题材青花瓷器。需要说明的是，明末政治动荡，官窑长期处于衰败状态。至清初，政权初定，官窑仍处于停烧状态。现今我们看到的这一批山水瓷器大部分出自民窑，也可以说山水图在瓷器上的绘制即开创于民窑。

    　康熙年间，山水题材得到更大程度的应用。该时期的官窑、民窑都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复苏。胎土淘洗洁净，优质细腻的白胎成为绘制较为疏朗山水画的极好媒质。山水不仅出现在瓶、笔筒等雅玩之物，同样还扩展到了更多的日常器物，如盘、碗、杂器，无不出现山水。山石表现技法更为完备，皴法多样。康熙早期多“斧劈皴”，至晚期“披麻皴”、“牛毛皴”亦被成熟应用于瓷绘，并在细节上具有新的内容，如在较为空旷的天空出现成排归雁和星斗图像（图4）。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历代山水画中星斗纹极为鲜见，而在康熙一朝的山水瓷器中，似乎对这种日月星辰的描绘倾注了极大的热情，这在青瓷的断代问题上是一个值得借鉴的参考因素。此外，该时期的题款无论出现的频率还是字数上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除了诗、词，散文、赋同样也成为与山水左右呼应的一种风雅装饰。如上海博物馆收藏的“青花山水图方瓶” （图5），瓶身两侧绘山水，分别是苏轼与友人泛舟于湖、于峭壁观望赤壁。另两侧为前、后赤壁赋，赤壁题材在康熙朝十分普遍。这种图文穿插的装饰方法多出现在器形较大的方形或多面形器物上，也有部分以开光的形式出现。琢器类如瓶、笔筒一般是腹部绘全景山水，颈部饰以较为简洁的图纹，如菊、竹、几何纹。盘、碟等圆器类中主体山水一般位于盘心，口沿饰以几何纹，亦有以局部山石作为边饰，或仅于口沿和底部分别绘以双线和简单的纹理。无论是技法还是表现意境，都趋于成熟，整个瓷绘风格与同时期的绘画达到了同步。许之衡的《饮流斋说瓷》中评价当时的瓷器装饰：“康熙画笔为清代冠，人物以陈老莲、肖尺木；山水似王石谷吴墨井；花卉似华秋岳，盖诸老规模沾溉远近故也。”

    　雍、乾朝的瓷器品类在康熙朝的基础上得到更大的发展。粉彩以其雍容华贵的气派、富丽堂皇的色彩成为上层阶级用瓷的主流。发达的颜色釉成为当时瓷器业的特征，五彩、斗彩异彩纷呈，装饰又回归到较适合色釉表现的花卉纹样。淡雅、清逸之风遂为鲜丽明艳的多色釉取代。特别是珐琅彩的成熟掌握，其彩绘用料方式区别于传统工艺以清水或胶水调和的方式，而是以油料调合施彩。从色到料的物理性能推测，缓慢的绘制成为可能。这也是当时器物装饰风格达到细腻、精美、繁杂之致的工艺上的条件之一。乾隆期间的珐琅彩或五彩中仍可以见到的花卉、禽鸟与单色山水的结合，但大面积的全景山水明显减少，而往往只是截取山水的部分安排在多面开光中。这种装饰风格的结合反映了皇室阶层为宣扬国家繁荣昌盛，在风格上追求大富大贵的趋势，同时又难以抛开雅好丹青的文人情结。除青花外，又有新的色料被用以表现山水，如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雍正款“珐琅彩山水图碗”（图6）。据清宫档案记录，此碗系雍正十年宫廷画家邹文玉所绘，并在当时得到雍正帝的夸赞，得赏库银十两。可见瓷上山水虽起于民窑，但影响深远，深受皇族喜好。山水瓷器经过色料和布局上的改造之后，成为宫廷的御用之品和达官显贵的府第珍藏。

    　山水画在青花瓷上的兴起有其多方面的原因，最主要的还是以下几点：

 1.色料的改进和工艺的掌握
 
    　青花色料最初多为进口原料，常用的一种称为苏泥勃青，其含铁高，含锰低，由于原料含较高的铁元素，在瓷器烧成后会产生一种结晶斑点，并出现浸漫的效果。这虽与墨色施于宣纸的效果类似，但其发色却有很大程度的偶然性，人为很难掌握，绘制较为细致的人物画和注重笔墨的山水画难度更高。明后期国产原料普遍采用，如康熙年间就普遍使用国产浙料，它含锰高，含铁低，性能稳定，可以较缓慢地绘制。这使工匠可以摆脱流水式程式化图案的局限，作一些全景山水的尝试。“分水法”在明天启年间已创立，而在清代康熙时期，被广泛运用到青花瓷器装饰上，因此康熙青花瓷素有“康青五彩”之说。“分水法”是根据绘制需要把颜料与水按比例进行调配，使青花装饰产生不同的色阶，具有传统的国画“墨分五色”的效果，由此突破了历代青花平涂的袭饰方法。分水皴法将涂、染与各种皴法巧妙结合以表现山石，并充分塑造了景物的空间层次及立体感，传统绘画的远近、干湿、虚实得到了生动地体现。无论是远山近水、飘渺云雾，还是疏林茂丛，其绘制手法不亚于纸上山水。
 
  2.装饰风格的自身发展规律

    　青花瓷器在数百年的发展中，其装饰的精巧、繁缛、纤细达到极致，以清逸、淡雅的山水入画反成为一种全新的装饰风格（图7、8、9）。文人山水所追求的审美取向，笔法的苍劲多变、设色的清新淡雅、意境的深幽阔远，画面的别开生面直接冲击着以往陈旧的装饰风格。民窑率先突破了规范化风格的束缚，出现了大量的写意花鸟、人物、山水题材的画面。发展到明清时期，由于绘画的影响，瓷器装饰中主题性图像逐渐兴盛，工艺性特征的边饰逐渐被弱化，并尽可能地将有限的装饰空间留给主体纹饰，这种装饰手法在崇祯时期青花瓷作品中大量出现，成为最有特色的装饰构图之一。传统的装饰纹样往往取材于自然现实，注重视觉效果的表现，但这种无主题的装饰纹样势必会流于程式，这就需要吸收其他艺术门类中的精华。于是一种既有形式感又具人文内涵的题材适时地补充进来。

 3.制作、使用、收藏群体的形成

    　明末清初政权更迭，官窑数次停烧，而民窑所受的影响相对较少。并且官窑中部分技艺高超的陶工流入民窑，从这个意义上看，民窑瓷器无论质量还是款式都应该相应得到提高，同时反过来影响官窑的设计。明代官窑的制瓷业很长时间是由宦官掌管，其审美取向对整个瓷器风格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在清代，特别是康熙十九年以后，朝廷派官员监造和管理官窑，其中不乏擅于丹青、通晓绘事的督史参与瓷样的绘制，直接影响了瓷器的样式设计。如康熙时的刑部主事刘源就画了不少瓷器图样。《清史稿》记录：“时江西景德镇开御窑，源呈瓷样数百种，参古今之式，运以新意，备诸巧妙，于彩绘人物、山水花鸟，尤各极其胜。”其所画的瓷样无疑会对整个瓷器风格产生影响。民窑画工也竞相学习丹青，在绘画技法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一些文人和宫廷画家直接参与到青花装饰艺术的创作。《陶雅》中曾记载说“不但官窑器皿仿佛王、恽，即平常客货亦莫不出神人化，波澜老成。”

    　明清资本经济的发展蔓延至整个文化领域，文人阶层也参与到市场领域，官、商、文士阶层界限逐渐打破，产生了一大批资产雄厚、趣味高雅、社交广泛的大收藏家。上等瓷器的收藏、使用人群由皇室扩大到更大的社会层面。士夫官宦、富商巨贾、文人墨客订烧高质民窑瓷器之风颇为盛行，其收藏兴趣势必影响瓷器的设计风格取向，这推动了瓷器艺术的长足发展及工艺美术与绘画、民间艺术与文人艺术的结合。而当时的民窑业主的文化素养较之前代亦有很大程度的提高，由此形成一个制作、使用、收藏的文化群体。这一点从当时富有文采的题款即可见一斑。如各种堂名款“大雅斋”、“听雨堂”等；此外如“清玩”、“雅玩”等字样也出现于瓷器之上。这种由文人山水画和书法题款钤印的巧妙安排创造而成的青花瓷，可谓是瓷器中的逸品。

    　值得感叹的是，瓷上山水画在之后的历程中浮浮沉沉。直至清末民初，在繁华富贵的主流审美取向之后，才又一次出现了文人山水画的风潮。其先行者为新安画派的程门父子及当时的一批文人画家。尤其是程门父子，以元代画家黄公望的浅绛山水技法入画，开创了陶瓷上的“浅绛彩绘”（图10）。而之后的“珠山八友”又继续将浅绛彩发扬光大，形成了民国最具特色的“瓷上文人画”。当然，一些研究将“瓷上文人画”的创立完全归于程门父子显然是有失偏颇的。明清之际的这段绽放于青花瓷之上的光彩在整个瓷器史上虽只能说是瞬间的闪亮，然而其对之后瓷器装饰风格的影响力却是不能抹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