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1月23日，须磨弥吉郎正式抵达北京，开始了长达11年的驻华外交官工作。这个时期齐白石在“五出五归”后自1917年受好友樊樊山的邀请定居北京已有十年。这一年他65岁，年初时被北京艺术专门学校的校长林风眠聘请为该校的中国画教授。〔5〕1920年齐白石在忘年知交好友陈师曾的指点下进行“衰年变法”，自创“红花墨叶”派。1922年春，陈师曾携带齐白石数幅山水花卉前往日本参加中日联合绘画展览会，被日本人订购一空。当时《东京朝日新闻》对这次展览还有过专门报道，称齐白石《桃花坞》“富于气韵，墨色变化妙不可言”。〔6〕齐白石自己也认为他日后的成名与这次展览密不可分，曾作诗道：“曾点胭脂作杏花，百金尺纸众争夸，平生羞杀传名姓，海国都知老画家。”〔7〕
那么1927年当须磨弥吉郎来到北京时，齐白石在中日画界已具备了一定的知名度。根据须磨笔记的记载，他第一次购买齐白石作品是在1928年4月19日，燕京日本人俱乐部的齐白石画展中，那时他买了《汉隶对联》和全展最贵的《松堂朝日图》，对此他记记犹新、赞不绝口。〔8〕然而当时须磨还未曾正式与齐白石见面，直到数月后的1928年7月才在齐白石弟子瑞光和尚及画家姚茫父的引荐下拜访了白石翁画室。〔9〕须磨与瑞光和尚的交情匪浅，而齐白石与瑞光也一直处于亦师亦友的亲密状态。须磨曾描述他二人：“亲密得如影随形般，甚至到了有齐白石之处必有瑞光的地步。”〔10〕可惜瑞光和尚于1932年正月初五病逝，享年55岁。为此齐白石与须磨都十分悲痛。
从须磨笔记《梅花草堂藏画目录》中分析，他在1928年至1933年于北京任职期间至少亲自登门拜访过齐白石画室5次，且每次均有从作者处直接收获作品。1928年7月2日收入《菜类图（大幅）》、1928年8月5日收入《杏花图》、1928年8月15日收入《鸡群图》、1930年11月23日收入《芭蕉图》、1933年11月2日收入《松籁皓屋人声迥》（又名《仿宋山水》）等。〔11〕之后他调任广州、上海、南京等地，除了短期出差外再没有长时间停留过北京。
在1930年11月收入的《芭蕉图》中有齐白石专为须磨题写的补款：昇龙山人（须磨弥吉郎别号）清鉴画齐璜。〔12〕
关于《松籁皓屋人声迥》的收藏过程须磨在笔记中有如下记载：
昭和八年（1933）十一月二日，山人从南京赶赴北京后，去了一趟白石翁的画室。这幅作品原本是白石翁受湖南同乡兼盟友的夏午诒所托而作的山水画。之后白石翁数次使用宋法炮制，试图还原原作的意趣，营造出悠远的氛围，但是试了很多次竟无法复原出原画的万分之一。白石翁终于束手放弃，问夏午诒要了此作，再以另外一幅荷花图相赠。听到白石翁这么说，山人便说如果白石翁绘制了副本的话，希望能出手一幅给自己，白石翁也老实告诉山人自己临摹了六次却怎么也没能成功，所以现在已经放弃了。听到白石翁这么说，山人便死磨硬泡说想要这幅原画，最终白石翁感慨既然是山人所求，那便只能忍痛割爱，终将此画让给山人。这就是这幅画的来龙去脉。白石翁在画上题字“无近原纸，厚不浸墨，画此赠之，壬戌春，齐璜”。
这幅画是壬戌即民国十一年所作。此时，也是白石翁留下山水佳作的最后时期，可谓是一生难得一遇的宋法山水上品。尽管白石翁曾持有此画，却因当年太过困窘，为了归还在民国五六年间向一家名为静翰斋的装裱店所借三百元，被迫割舍。白石翁还曾感慨，难道什么都要高价卖给外国人吗？〔13〕
齐白石与须磨熟识后常去他的书斋“梅花草堂”论艺观画。当时须磨收藏有一些高其佩的作品，齐白石很是喜欢，特别是对高其佩画的“牛”赞口不绝，为此须磨在笔记中特别提道：
白石翁每次拜访草堂时，最喜欢做的事情便是观察其佩的作品。不知道是哪一次，山人询问是否喜欢时，白石翁回答道其佩是自己的理想，现在的自己还没有达到其佩的万分之一。但是在山人看来，白石翁具备其佩所没有的幽默和豁达，曾经山人将这些话说给白石翁听，白石翁却说在其佩面前，自己真的是一无所有，可谓是非常的谦逊。正因为如此，白石的作品才会比较柔和吧。〔14〕
1934年2月，须磨弥吉郎赴南京任总领事之后便于抗战前再没有与齐白石见过面，1937年4月正式离开中国。而齐白石从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段时间，也对之前有过交往的日本人绝口不提，甚至长时间挂出“闭门谢客”的牌匾，断绝交游，以诗铭志：“寿高不死羞为贼，不丑长安作饿饕。”〔15〕
然而历史的巧合还是续写了齐白石与须磨的情谊。1954年9月20日，须磨再次来到中国，这一次他是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邀请来参加建国五周年庆典。借着这次机会须磨再次拜访了二十年前在中国结交的文艺界友人，然而很多人不是去世了就是搬离了原址，只有齐白石还居住在原来的跨车胡同十五号，而且登门拜访的那天他正好在家：
10月4日上午，我没有提前预约就直接出门了，去拜访当代第一大画家齐白石老先生。
……
齐先生见我来了，立即停下画笔，过来欢迎我。毕竟已经94岁高龄了，听力有点障碍。得通过身旁一位女性的帮助，才可以勉强听懂。听说，老先生的右手已经不太方便了。那时他正在画一幅小的牵牛花。
叙旧后，我坦率地跟齐老提起，他以前画的山水真的很好，如果有能够割爱的，不妨再让给我些。先生表示，他自己也想留一些的，但还是拿出了一幅自己珍藏的精品《水连天图》给我，齐老先生说是在72岁时所画。不仅如此，他还把从湘潭起就一直提携他的姚华，即姚茫父先生所画的《四君子图》也一并给了我。白石翁能有今日，也有姚华和我的一份功劳。齐老先生的慷慨之举无形中将我们三者的关系体现了出来，对此我深感欣喜。
1927年秋我初次赴任北京时，白石翁的画并没有太多人过问，我却把他称作“东方的塞尚”，也曾向当时的爱好者之一德国陶德曼大使、美国詹逊大使等吹捧过，自此，白石翁的名气就越来越大了。刚好那时鹿子木员信也来了，对我的说法产生了共鸣，附和说齐白石的山水画完全超越了塞尚，来北京的日本人也带了几幅回去。于是，就连《生活杂志》也将齐白石列为世界三大名家之一进行了介绍。我很高兴能与这位老朋友见面。〔16〕
1957年9月16日白石老人仙逝于北京，须磨闻讯感慨万千。为了纪念老人生前对艺术做出的伟大贡献，决定于1960年3月在日本东京桥白木屋举办“现代中国画坛的巨匠——须磨弥吉郎藏齐白石作品展”，并于同年5月在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举办同名展。之前须磨在1953年的东京美术学校，1955年的东京大学博物馆中也展出过自己收藏的齐白石书画作品。〔17〕
须磨弥吉郎与齐白石的交往，以及对他作品的认可，促进了白石书画在国际上的传播，也扩大了中国艺术的国际影响，而且从客观上加速了中国画内部的现代性变革。齐白石对须磨兴许也有些感激之情，不然1954年的会面他完全可以拒绝，更不会再附送一幅《水连天图》。然而两人同处20世纪初这段复杂又敏感的时期，因民族身份、职业背景的不同，不能有太多深入交流，所以至今这段交往史也只能从须磨笔记中略知一二，白石方面的回应却无从查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