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桂林拥有2000多年的建城史、3万多年的人居史。根据对桂林史前文化遗址的调查，桂林市辖行政区一共发现史前遗址169处，成为全国在中心城区发现史前文化遗址最丰富、最集中的城市。今年10月，桂林又有两处史前遗址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分别是位于临桂区的大岩遗址和位于雁山区的父子岩遗址。近日，通过走访了这两项史前遗址的申报单位甑皮岩遗址博物馆，听文物专家讲述了两处史前遗址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 父子岩遗址远景

桂林地区因其典型的喀斯特峰林峰丛地貌而于2014年入选世界自然遗产名录，丛状山峰遍布，这些石山多有第三纪以来经流水溶蚀而成的山洞，这些天然形成的山洞就成为了早期人类的栖居之所。据文物专家介绍，大岩遗址发现的是旧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的历史遗存，该遗址发现了岭南最原始的陶器;父子岩遗址发现的则是从新石器时代至商周的历史遗存，进一步填补了在甑皮岩遗址之后桂林史前至商周阶段的历史空白。

大岩遗址：发现岭南地区最原始陶器

大岩遗址位于桂林市临桂区临桂镇二塘村委小太平村下岩门山北麓，发现于1999年。该遗址与甑皮岩遗址分别位于万福路的两头，距离桂林市政府所在的创业大厦只有3公里，是一处史前洞穴文化遗址。考古人员介绍，大岩遗址由A、B两洞组成。A洞位于东侧，B洞位于西侧，两洞洞口相邻，均朝向正北。文化堆积主要分布在A洞，洞内及洞口比较完整地保留了原生堆积，现存总面积约300平方米。

▲ 大岩遗址

2000年和201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桂林甑皮岩遗址博物馆、桂林市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对A洞进行了两次主动发掘，发掘面积合计92平方米。

“该遗址出土的文物以陶器碎片为主。最为重要和珍贵的是3件估计制作年代距今为12000年左右的古老陶器碎片。”桂林甑皮岩遗址博物馆馆长周海介绍，这3件陶器的器形简单，制作时加砂较多，选用的火候低，作为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陶器的代表显得尤为珍贵。考古人员还发现了一些制作技艺相对成熟的圜底陶器，年代距今10000多年。其中，一些陶器内外都有绳子的纹路，估计制作年代在10000—11000年前，是桂林首次发现这一时期的陶器标本。

▲ 2000年大岩遗址发掘现场

周海介绍说，该地层变化相当复杂，自然堆积层次最多达33层。考古人员在发掘中获得了大量地层关系明确的文化和自然遗物，除了陶片外还包括石器、骨器和蚌器等史前人类生活用具、生产工具以及人类食用后遗弃的水、陆生动物遗骸。依地层迭压关系及出土文化遗物的变化，自下而上大致可分为八个时期。遗址年代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晚期，最晚到了秦汉时期。该遗址年代跨度如此之长，这在我国考古史上极为少见，在广西洞穴遗址中更是绝无仅有的。

▲ 第一期陶片

周海透露，对大岩遗址的考古发掘背后还有一番不易:依照我国现行的文物保护政策，我市考古工作者所采取的考古发掘方式绝大多数是为了配合基础设施建设等而进行的抢救式发掘。“这些原始陶器得以‘重见天日’，主要是因为桂林城市空间的拓展、国家相关大遗址保护与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等新文物保护政策的出台。依靠大遗址一系列保护、展示、利用的恰当模式，我们提出主动发掘申请，得到了国家文物局的批复。”

回忆起第一次到大岩遗址的情景，周海感慨:“当时万福路还没修，大岩遗址周边连人都看不到，四处野草丛生。”挖掘的过程中，大家都在考虑:如果这处遗址大范围发掘并取得了重大发现，保还是不保、怎么保、从哪里找经费投入?最终，在种种客观因素的制约下，考古工作者在发掘墓葬10座、用火遗迹10余处后，出于保护文物的考虑，暂停了对大岩遗址的发掘。

然而，大岩遗址的“神秘面纱”已撩开一角，确实不应该一直沉睡在洞穴中。在后来的考古发掘中，考古人员初步发现，大岩遗址是目前桂林市发现人类居住时间跨度最长的洞穴遗址。古人类从距今15000年的旧石器时代末期就开始在这里繁衍生息，一直延续到新石器时代末期。在10000多年的漫长岁月里，大岩遗址中堆积形成的文化层2.3米厚，保存了丰富的地层关系及文化遗物。这些遗存为后人了解华南乃至东南亚地区那一时期的文化提供了重要线索。

▲ 第二期陶片

大岩遗址的考古发现让周海和同事们收获了太多的惊喜。首先，以实物填补了桂北地区陶器起源的空白点。在早前的报道中，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珍说，桂林是目前中国发现洞穴遗址最丰富、最集中的历史文化名城。这些洞穴遗址大致分为甑皮岩、大岩、庙岩等3个聚落群，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延续到新石器时代晚期，是岭南众多史前洞穴遗址的典型代表，桂林也因此被考古界认定为中国最重要的陶器起源地之一。大岩遗址出土的估计制作年代在10000—11000年前的陶片，使桂林陶器发展的序列得以补充完整。

其次，通过对大岩洞穴功能区划分的了解，也解答了甑皮岩遗址研究过程中一些没能解决的谜团。甑皮岩遗址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政策上不允许研究人员继续大范围开挖。在加强保护的同时，研究人员很难了解生活在甑皮岩中的古人类使用洞穴时怎样对空间进行布局。“洞穴中哪些地方有什么专门用途?”研究人员只能借鉴同类型遗址的考古研究结果或史料进行解答。2000年，大岩遗址的西侧发现了古人类的墓葬区，但没有找到生活区。考古人员找到了一些用火的痕迹，却没有找到灰坑(即古人类开挖后用于丢废品、垃圾的坑)以及灶台等生活遗存。结合两次考古发掘，考古人员在同一时期的文化层中，既找到了墓葬所在地，也找到了生活痕迹，用最直接的考古证据印证了古人类“生死同穴”的情况。

▲ 第三期陶片

周海说，大岩遗址此次之所以获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得益于其丰富的文化内涵构筑了桂北古代文化发展的序列并填补了以往研究不足而留下来的文化缺环。通过对该遗址的科研可以揭示桂北古代人类与自然环境相互影响的面貌，并将首次揭示桂北地区旧石器文化、新石器文化直至夏商时期的文化发展序列，展示了古代文化与古代文明。种种迹象表明，大岩遗址将成为桂北古文化的一个标尺，考古界认为，其学术研究价值非常重大。

父子岩：填补桂林史前至商周历史空白

位于桂林市雁山区奇峰镇附近相思江与漓江交汇处的父子岩遗址，是一处近年新发现的古文化遗址。该遗址的年代跨越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和商周时期，由洞穴遗址、山脚遗址、山顶遗址、坡地遗址组成。可以想象，当时的人类是以一点为中心、多点分散居住的。考古人员在山脚和坡地遗址，在铁铲深挖、竹帚轻拂下，房基、墓葬、灰坑、柱洞、排水沟等遗迹慢慢显露出来，同时出土了穿孔石钺、玉管、玉镯、凹刃石锛、石斧、石镞、纺轮、敞口罐等遗物。这些发现让考古专家振奋不已——— 父子岩的文化遗迹现象之丰富、遗物数量之多、延续时间之长，填补了桂林史前至商周阶段的历史空白，是研究桂林该时期文化面貌的唯一材料。

▲ 父子岩遗址全景

2017年，父子岩遗址群考古研究成果公布，表明桂林人自5000年前开始就已经在漓江边建房而居了。父子岩遗址的挖掘也进一步填补了在甑皮岩遗址之后桂林史前至商周阶段的历史空白。在挖掘研究中，考古学家推测，父子岩文明很可能最终孕育了桂林文明。也就是说，这些5000年前在父子岩生活的人类或许是桂林人真正的“老祖宗”。

据全程参与挖掘的桂林甑皮岩遗址博物馆副馆长韦军介绍，2006年，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对漓江流域进行专题调查时首次发现了父子岩遗址(洞穴、岩厦堆积)，随后在2013年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时，父子岩遗址首次被登记在册。不过，一年之后，父子岩遗址的挖掘才开始。韦军说:“只有对遗址进行初步研判，才能确定谁最有资质进行考古发掘，这也是本着对遗址科学负责的态度。”

当时，桂林市组织了全国部分著名考古专家以及本地考古学者对遗迹进行辨识，初步断定遗迹的年代在7000—5000年前。据周海介绍，从距今7000多年前开始，湘西地区的“高庙文化”开始越过越城岭向漓江流域扩张，原来居住在漓江流域的“甑皮岩人”逐渐向南退却，并最终渡过西江迁徙到广西南部和东南亚半岛北部，引发了当地的新石器文化。7000年前甑皮岩人走了，此后桂林的文化如何延续，一直以来都是考古界的空白。而父子岩遗址的发现，恰恰填补了甑皮岩遗址之后的历史。经过这一番初步调研后，最终确定由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桂林市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院、桂林甑皮岩遗址博物馆四家单位的专家共同组成联合考古队，对遗址进行考古发掘。

▲ 父子岩遗址考古发掘中发现的柱洞

“在父子岩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可谓惊喜连连，其价值远超预期。”周海介绍，考古发掘从父子岩遗址的山脚区域开始，其间又发现了父子岩遗址的台地堆积、山脚堆积。随着越来越多历史遗迹和遗物的出土，大家意识到，父子岩遗址的价值很可能远远超过当初预想。

在挖掘小小的一块区域内，考古人员就有重大发现。大家普遍认为，父子岩遗址主要包括了洞穴、岩厦、山脚、坡地和岩山五种类型，并且五种类型也不是简单叠加，而是有一定历史断代的。据考证，父子岩遗址各类型堆积之间，洞穴类型时代较早，约等同于甑皮岩遗址时期;坡地类型比洞穴类型稍晚，其年代约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岩厦、山脚类型与岩山类型基本处于同一时间段，比坡地类型稍晚，其年代约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商周之间。考古调查与发掘表明，坡地类型处于岩厦、山脚、岩山三种类型之间，其文化内涵有一定的顺承关系。相比甑皮岩遗址的洞穴类型，父子岩的发现大大丰富，这也进一步证明了“父子岩人”拥有更为先进的生产力。

周海说，由于遗址价值远超预期，考古人员有意放慢了对父子岩遗址的挖掘脚步，在2年多的考古发掘中，发掘面积仅为268平方米，发掘最深处距地表210厘米。发现了包括陶片、石器、骨器等史前人类生活用具、生产工具以及人类食用后遗弃的水、陆生动物遗骸。“尤其是房基、墓葬、灰坑、排水冲沟、火烧土等遗迹的发现，进一步反映出当时父子岩人的生活场景。”周海告诉记者。

周海向记者展示了当年的考古发掘图片，在父子岩山脚下的一块已平整过的泥地上，有数个圆形小坑。周海说，专家测量间距后得出结论，这几个小坑就是“父子岩人”用于支撑房顶的底柱，而它距今至少有5000年了。“尽管此次还未出土相关房屋构成的其他要件，但仅凭这几个小坑就足以证明这里曾经是先民建造房屋的地方。”值得一提的是，该房基也是考古界首次在漓江边发现的人类房屋遗迹。“也就是说，桂林人自5000年前开始，就已经在漓江边建房而居了。”

周海说，“父子岩人”在房屋里生活的痕迹能很轻易地从遗迹中看到“灰坑是古代人类留下的遗迹之一，其中包含了很多当时在此生活的人有意或无意留下的物品。我们在灰坑里发现了不少陶器、算珠形纺轮等，说明当时的人类已经开始使用或者制作陶器，还会织布缝制衣物了。”不仅如此，考古学家在房基的另一处还发现了火烧土，这是人类使用火种的证据。这说明“父子岩人”会生火取暖和做饭。

更让人啧啧称奇的是，5000年前的“父子岩人”生活还很“考究”。考古学家在房基周围发现了排水冲沟，这说明先人在建房时已经考虑到房屋排水等功能了。

更让考古人员惊喜的是，在父子岩遗址中，出土了不少精美的玉器，如穿孔石钺、玉管、玉镯等，还有制作玉器的先进工具，如凹刃石锛、石斧、石镞等。“在国内其他地区，这一历史时期的玉器早已有发现，但在桂林还是首次发现。这些玉器也许是桂林与外地文化交流的结果，也许‘父子岩人’本就是携带外地文化的入侵者。这些都值得我们日后进行探究。而凹刃石锛是用来生产玉器的工具，在此前桂林的考古中还没有发现过。这也说明到了父子岩的历史时期，桂林的人类已经开始生产玉器了，说明这里的文明程度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有了比甑皮岩人时期更加细化的社会分工。”周海说。

▲ 第三期石器

其中穿孔石钺的出土也给考古人员带来不小的疑团。据考古史料记载，穿孔石钺是一种精美的礼器，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只有地位极高的人物才能拥有它。就是在中原地区，也只有酋长一级的人物才可能佩戴。也就是说，父子岩极有可能是古代的一个部落生活的地方。“加之这里地形特殊，处于山坳之中，便于隐藏，又临水边，交通方便，是个易守难攻的地方，私密性、安全性都很利于部落长期驻扎。因此，‘父子岩人’很可能在这里一生活就是上千年。”

尽管依据目前发掘的情况还不足以判定“父子岩人”是外来入侵者还是“甑皮岩人”的后人，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父子岩人”经过上千年的发展，肯定已经成为地地道道的桂林古人了。这也引发了专家们的猜想:这批“父子岩人”很可能最终孕育了桂林文明。“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上千年之后，早已与当地土著人类有了进一步的文化融合，成为桂林的主人。而随着这支部落的不断发展壮大，部落文明也逐渐渗透到当地，成为桂林文明的火种，最后孕育成为日后的桂林文明。”周海说。

近年来，桂林本地考古部门对大岩、螺蛳岩、新岩、父子岩遗址进行考古发掘，补充、完善对早、中期遗址的认识，填补了距今7000年到先秦时期的文化空白。目前，已在桂林市6个城区发现史前遗址89处，通过考古发掘，已构建起桂林史前文化发展的框架和序列，确立了桂林史前文化发展的标尺，为推进“考古中国——— 华南史前考古”国家级课题创造了有利条件。

▲ 第三期玉器

现如今，桂林已建立以甑皮岩遗址为主体，涵盖大岩、父子岩等遗址群的国家重大遗址保护项目——桂林甑皮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大岩、父子岩遗址的发掘，让古人类在桂林洞穴的聚居情况露出“冰山一角”。如果有朝一日，包括甑皮岩、大岩、父子岩等在内的古人类洞穴遗址得到合理的发掘、保护和利用，桂林必将增加一扇展示灿烂文化的窗口，“世界旅游城”的建设也将获得新的文化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