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Sean O’Hagan 编译/钱雪儿
朵拉·玛尔（Dora Maar，1907-1997）与毕加索的关系非同一般，并被认为是其”缪斯“与情人。
近日，朵拉·玛尔（Dora Maar）的个展在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开幕。朵拉·玛尔1907年生于克罗地亚，在她漫长的一生中，曾创作纪实摄影、蒙太奇照片、绘画等等，并且为超现实主义艺术的发展带来重要的影响。然而，她不灭的艺术创造力却始终被其作为毕加索“缪斯”的头衔所笼罩。展览试图还原这位现代女性丰富的艺术生涯。在这场精心策划的展览中，朵拉·玛尔的创造力远远超过了她与毕加索的关系。
曼·雷为朵拉·玛尔拍摄的肖像，1936
毕加索作品《女子像》、 《朵拉·玛尔》
朵拉·玛尔与毕加索
超现实主义、情欲、新闻摄影和迷幻：在这场精心策划的展览中，朵拉·玛尔（Dora Maar）的创造力远远超过了她与毕加索的关系。
1933年，法国艺术评论家雅克?盖纳（Jacques Guenne）将朵拉·玛尔描述为“一个捕捉图像的黑发女猎手”，这一颇具“火药味”的语言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们对于野心勃勃的女摄影师的刻板印象。和她同时代的女性摄影师李·米勒 （Lee Miller）、杰尔曼娜·克鲁尔（Germaine Krull）一样，作为一位在摄影方面天赋异禀的女性，玛尔在这一男性主导的媒介中不断遭遇挑战，也因此而不断成长。
玛尔一生的作品在这场不断给人惊喜的史诗般回顾展上一一呈现：时尚摄影、具有情色意味的肖像画、街头摄影、超现实主义、风景绘画，以及后期将实验主义融入摄影而创作出的较为抽象的作品。朵拉·玛尔生于1907年，原名亨里埃塔·马尔科维奇（Henriette Markovitch），1932年，在从绘画转向摄影之后不久，她为自己改名换姓。这是一场创造性旅程的起点，这趟旅程将让她与当时最重要的艺术家相遇，其中包括与她分享暗房的布拉塞（Brassa?）、曼·雷（Man Ray）以及一批超现实主义艺术家——他们的作品对于玛尔个人的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使她从肖像摄影转向拼贴与蒙太奇照片的实验。
《无题》，1935
1935年，她遇到了毕加索，两人展开了一段汹涌的感情，以至于玛尔直至去世也未从中彻底释然。玛尔曾为毕加索最著名、最让人感受到不安的肖像作品之一《哭泣的女人》担任模特，这幅肖像在很长时间里都盖过了玛尔自己出众的创造力。即使是在1997去世后的讣闻中，玛尔仍然被称为“毕加索的缪斯”。
《哭泣的女人》，1937
这场迷人的展览跨越九个房间，经过精心规划，以重新评价玛尔那漫长而富有创造力的旅程。或许是想要将玛尔定义为那个时代的“现代女性”，第一个展间用一整面墙来呈现布拉赛、比顿（Beaton）、李·米勒与欧文·佩恩（Irving Penn）等人为其所创作的惊世骇俗的肖像作品，以及玛尔的一批巧妙的自拍作品。这些图像勾勒了她“镀金”般的生活，而展览的剩余部分则将其一点点剥除。
展览现场
在展览中，首先迎接观众的“惊喜”是一些裸体肖像，这些肖像最早出版于三十年代的各种情色期刊中，作品的名称大抵是《巴黎的诱惑和秘密》之类。她有一位模特名为阿西娅·格拉纳托罗夫（Assia Granatouroff），她是一位如同雕塑般完美的尤物，还担任过克鲁尔的模特。玛尔将阿西娅运动员一般的身材表现得像是活雕塑一样，拥有完美的曲线和若隐若现的阴影。最令人震惊、也最“邪恶”的是阿西娅的一幅具有拜物教色彩的肖像：阿西娅戴着肤色的面具，一只手拉着体操环。这幅作品暗示了玛尔后来创作于20世纪30年代的蒙太奇照片中的潜意识领域，揭露了黑暗的梦境世界，在这一方面，她深受诗人保罗?艾吕雅（Paul Eluard）、作家乔治·巴塔耶（George Bataille）与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的影响。
《穿泳衣的模特》，1936
玛尔在风格上的转变往往是巨大的。在那些超现实主义作品之前，是一系列摄于巴黎、巴塞罗那与伦敦的街头摄影作品。这些作品非常黑暗，拍摄对象都是城市贫民，风格则是赤裸裸的单色。在一幅伦敦街景中，一位老妇人在牛津街一家银行的钢柱下卖彩票。一名年轻女子用披肩裹住婴儿，面向充满未知的风景，她的身后则是一个占卜摊。在另一个系列中，新闻摄影的风格转向了对于普通事物不露痕迹的观察：一面阴影斑驳的墙下，一条刚刚经历过雨水冲刷的街道被人行道从左下至右上分成两段。同样的线条与形状构图可以在一幅摄于巴塞罗那的街头肖像中看到：一名弓着背的女子背对着镜头站在画面的左前方。这些图像稀松平常，却在脑海中挥之不去。街头摄影安静而神秘，俨然已经完成一场超现实主义的实验。
她用大画幅负片做的实验看起来非常现代，而她摄于1934年2月的巴黎街头抗议的照片则呼应了这座城市最近的动荡。她还拍摄了许多超现实主义运动的领军人物，包括伊洛亚德（Eluard）和画家列奥纳尔·菲尼（Leonor Fini），但最令人惊讶的超现实主义图像是《乌布》（Ubu， 1936），后来被确认为犰狳胎儿的特写，其名称取自阿尔弗雷德·贾（Alfred Jarry）的荒诞剧《乌布·罗伊》。画面中有一种仿佛来自外星的异样感，却又充满人性。
《乌布》
《看向人行道内侧的男子》
《侧坐的女子》
展览终究还是走向了玛尔与毕加索的浪漫纠葛。毕加索第一次看到玛尔是在巴黎的双叟咖啡馆，当时她正用刀子反复刺向戴着黑色手套的手指之间，有时还会流血。据说毕加索保存了溅满鲜血的手套。他们的性情不合，一段时间后，她那独立的性格似乎激起了他的愤怒。然而，作为一对艺术上的组合，这段关系硕果累累，尤其是对于毕加索而言：有一间展厅全部用来展示毕加索用铅笔和颜料给玛尔创作的绘画，还有一间则陈列了她记录其名画《格尔尼卡》创作过程的影响。因为玛尔的激进主义，毕加索变得更热衷于政治活动。他描绘她的肖像画从相对的平静转变为对其容貌近乎报复性的扭曲。1945年，当毕加索用弗朗索瓦·吉罗（Francoise Gilot）来取代玛尔时，她陷入了深深的抑郁，为此甚至接受了电击治疗，并一度成为拉康的病人。
展览现场
玛尔的晚期绘画悬挂于泰特现代美术馆最后的几间展厅，无论是莫兰迪式的景物还是小幅的风景，这些绘画无不展现出一种深深的平静感。在法国南部的梅纳村，她过着隐居的生活，虔诚地践行着从出生起便信奉的天主教教条。她的绘画摄人心魄，展露出她如何经历了一切最终获得了平静。
在这样的语境下，那些标志着她后来重返摄影的实验性尝试显然令人震惊。画面中的抽象源于她用力地刮擦底片，再用颜料进行覆盖，或是创造性地用酸来破坏它们。作为她最终的艺术宣言，这些行动无疑是具有反叛性的。直到生命的重点，玛尔都不曾丧失过去创造和实验的冲动，并且在这一过程中一次次地重塑自己。
《无题》（细节），1934
朵拉·玛尔个展将持续至2020年3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