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窑青釉鱼耳炉、龙泉窑三足炉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写完《南宋官窑——因祭祀而生的宋代名窑》之后，因感觉到哥窑与南宋官窑有着某种密切的联系，便有了接着写哥窑的冲动。无奈最近琐事总是占去我太多的业余时间，直到北京红叶将谢之时，才痛下决心动笔。一般地，谈哥窑必然联想到“弟窑”，谈哥窑、弟窑又离不开龙泉窑！其中哥窑的情况最复杂，争论也最多。这就是我就这次将哥窑、弟窑、龙泉窑一起写的原因。

哥窑、弟窑、龙泉窑为什么复杂？

　　哥窑、弟窑、龙泉窑，谁的名声最响？当然是哥窑。

哥窑青釉鱼耳炉  高9、口径11.8、足径9.6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哥窑以典雅肃穆的造型、纵横交错的开片纹（金丝铁线）、润泽如酥的胎釉（紫口铁足）而著名，历来被藏家乃至皇权青睐，以致在明代还被捧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只要提到哥窑，有四个概念无法回避：一是清宫遗存哥窑器，现藏于两岸故宫博物院和其他一些著名博物馆，它们独占鳌头、光鲜亮丽，如今似乎已成判断一件藏品是否为哥窑的“标准器”，业界给它们取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名称——“传世哥窑”，它们的窑址至今没找到或没明确，但明显不是龙泉地区烧制的；二是文献记载的哥窑，按文献描述的特征似乎是产于龙泉地区的龙泉黑胎青瓷，业界也创造了一个名称——“龙泉哥窑”，黑胎青瓷的窑址已在龙泉地区找到；三是一些哥窑瓷器，其釉色、造型与南宋官窑并无多大差别，很难判断它们到底属于哥窑还是官窑，把它们看成官窑也行、看成哥窑也未尝不可，当前业界把这类哥窑归为“官窑型”器；四是由于哥窑的典型特征——开片纹很漂亮，很受世人喜爱，历史上也曾被传得神乎其神，但事实上工艺并不复杂，因此在元、明、清三代有众多窑口争相仿造，尤其明、清两朝竟然有朝廷官窑奉旨仿造，有的达到以假乱真程度，当前业界把这类哥窑叫做“仿哥窑”或“哥窑型器”。在现代，各路专家学者观点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颇有见地、有的信口雌黄，更有的占据业界高位抱残守缺，对新发现的证据视而不见，固守陈词滥调，把“哥窑”的概念搞得模糊不清。所以，前文所说“复杂”二字，皆因哥窑而起。

龙泉窑三足炉  高12.4、口径14.5、足距9.2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弟窑之名皆因一个“章生一”、“章生二”兄弟俩的传说。传说是否靠谱本不难判断，但历史偏偏就出现了以“弟窑”即为龙泉窑、龙泉窑就是“弟窑”的荒诞论断，导致后世形成以偏概全、以点论面的尴尬局面，始终难以自圆其说。

龍泉窯青瓷鳳耳瓶  高25.5、口徑9.4、足徑9.6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龙泉窑不愧为我国著名青瓷窑，历史悠久，自五代之前建立，随着越窑衰败而兴起，参与过越王钱氏政权烧“贡瓷”进贡中央朝廷，也参与过南宋初期祭祀礼器（祭器）用瓷的烧造，曾一度成为中国出口瓷器的大户，烧造技艺精湛，有着极其辉煌的历史，但他却是实实在在的一个庞大的民窑群体，专门文献记载并不多。如果不是哥窑这个”网红“所带，龙泉窑名声也许还没这么响亮。

龙泉窑黑胎青瓷鬲式炉

　　真实的历史往往被传说扭曲、带偏。我的论述也将从历史最悠久的龙泉窑展开，把被章氏兄弟传说粉饰得面目全非的青瓷名窑——龙泉窑给大家介绍清楚，同时将哥窑、弟窑问题以及他们与龙泉窑之间的相互关系给大家做个交代，力求引经据典、旁征博引，从被传说演绎得扑朔迷离的“历史”中，正本清源，还原青瓷名窑的历史真相。

哥窑八方贯耳扁瓶  高14.9、口径4.6-3.7、足径4.8-6.4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正式开讲之前，我还想从社会风气和治学精神的高度，来吐槽一下陶瓷界为什么有那么多复杂的问题。有人说，哥窑问题之所以复杂，仅仅因为窑址没有找到，如果”传世哥窑“窑址找到，问题、争议也就消失。这话听起来似乎有些道理，但仔细一想，不对，造成诸如此类问题繁杂的根源是很深的，既有社会不良习气所扰，也有治学精神浮躁所致，还有封建传统思维束缚，说白了，陶瓷界本身存在的痼疾不少。就哥窑这个事情来说，即使窑址找到、眼前问题解决，也只能说标治好了，但本因还在，正所谓“治标不治本”。那么，造成哥窑等类似问题如此复杂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五点：

　　第一，功利主义绑架陶瓷历史的挖掘和研究。这种氛围几乎弥漫全国。比如对一些历史名窑、名瓷的挖掘，如果能够被认定为“官窑”，或者断代于唐宋的几大名瓷，则大受地方政府的欢迎，瓷器收藏界、拍卖行更是拍手称快，皆大欢喜，藏品市场价格更是水涨船高、泡沫飞溅；如果既沾不上“官窑”的边，又挨不上唐宋，则灰头土脸，好像考古工作者“没本事”；要是发现某窑原来错误断代于唐宋，如今要还原真相，重新断代于元、明，则会得罪一大批人，地方政府不高兴，收藏界死缠烂打，各方压力接踵而至，甚至出现利益群体鼓动部分专家学者对讲真话的人士实施围攻。在这种社会氛围中，虚假研究、虚假鉴定屡屡发生，将错就错、人云亦云就更司空见惯。

明?龙泉窑白胎青釉刻花卉纹瓷瓶 高28.9、口径6.1cm 南京市博物馆藏

　　第二，学术江湖化，研究学者、收藏鉴定者、利益代言人界限模糊不清。这是我在涉及陶瓷文化研究以后，发现的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何谓江湖化？就是世俗化。江湖中充满着等级尊卑、利益交换和无原则的附和盲从，说陶瓷界有江湖气氛恰如其分地描述了业界众生相。比如，某些博物院（馆）等机构观念陈旧，缺乏最起码的实事求是精神，像钧窑断代那样，明知某权威、某前辈的观点是错误的，也不敢挑战，更不敢纠正，创新无力、一潭死水，不仅贻笑大方还误导社会；某些权威机构的专家、学者，出镜率高，做节目评委、为商业活动站台代言，拿着巨额出场费睁眼说瞎话，打压真相，混淆是非；学术迎合市场，论文、论著的研究名为与市场接轨，实则充斥着”铜臭味”，观点随着利益转；老板“学术化”，一些商人为自身声誉或利益，著书立说，名为学术研究，实则沽名钓誉以获取更大利益，有的井中之蛙、有的歪理邪说，误导世人。学术研究江湖化是学术界的坏习气，更是一种严重堕落。

五代 定窑白釉刻“易定”款碗 高6.8、口径19.8、底径7.3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第三，专业划分过细，研究者站位不高、视野不宽、思路狭窄、知识不全面，往往按专业画地为牢。这也是我自研究陶瓷文化以来，所发现陶瓷专业界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中国陶瓷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与中国几千年的政治、社会、文化、科技、军事相伴而行，各个时期的陶瓷，既是时代的见证者，又被时代所刻上深深的烙印。研究古陶瓷，绝不是仅仅看看釉色、摸摸胎体、赞美器型那么简单，需要结合当时的统治者意志、科技文化状况、朝野消费习惯来统筹考虑，把研究对象置于当时的社会氛围当中，你才能做出不跑偏、不出笑话的解读。所以，古陶瓷文化研究是个多学科的系统工程，就陶瓷讲陶瓷，视野窄、思路也难以开阔，说得好听点是庖丁解牛般深入（如分析胎釉成分、结晶体——当然这也很必要），说得不好听就是盲人摸象、井中之蛙。比如，我在研究《中国白瓷的拐点——定窑》时关注到一些定窑瓷器底部有“易定”二字问题，就查阅了很多资料，竟然发现有很多篇专门对此进行考证的文章，这些文章的观点也相当奇葩，其中某著名博物馆馆长的考证引发了我的笑点，他说“易定”应该是“陽定”——曲陽定窑之意，碗底只刻了“陽”字的一半。其实，稍了解点历史就知道，定窑所在地曲陽当时曾被晚唐时期的“易定节度使”管辖，这些瓷器只是“易定节度使”官邸的订购瓷而已，再简单不过。再比如，一些专家大谈特谈唐代的茶壶，只要先稍稍了解一下唐代人是怎么喝茶的，就不会出这样的笑话。

元代 磁州窑“仁和馆”点绿釉四系瓶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第四，一些专家学者治学不严谨、研究不深入，简单臆断、妄下结论，导致研究成果南辕北辙、漏洞百出。比如，我在《中国白瓷的拐点——定窑》提到的“仁和馆”白定瓶事件：明朝晚期的文学家、书画家陈继儒在《妮古录》卷四中记载：“余秀州买得白锭瓶，口有四钮，斜烧成仁和馆三字，字如米氏父子所书”，他写的是一个白色纱锭形状的瓶子（上图，属磁州窑器），但清朝大学士陈元龙在《格致鏡原》中照抄陈继儒的话时，把“白锭瓶”错改成“白定瓶”，这一字之差，谬误大了，从这之后近代、现代专家学者据此对陈继儒口诛笔伐，说他如何如何不认识瓷器，把磁州窑当成定窑，制造了一个大的“冤案”；我在写《曜变的紫霞——钧窑》时，发现1930年代北京故宫博物院对钧窑瓷器的断代草率而且很武断，不切实际地把属于元、明的钧窑瓷器确定为北宋，令世界瞠目结舌，至今还没有纠正；我在写《南宋官窑——因祭祀而生的宋代名窑》时，发现专家、学者在解读南宋人叶寘和顾文荐在其书中“袭故京遗制（袭徽宗遗制），置窑于修内司”这句话时都跑偏，把它理解为“依照故京（徽宗）官窑的模式（体制）在修内司设置官窑”，其实只要了解北宋宋徽宗赵佶、南宋宋高宗赵构对祭祀天地的重视程度就很清楚，这个“遗制”原意并不是指官窑，而是指宋徽宗时期编撰的《宣和博古图》。《宣和博古图》不仅规定祭祀所用的器具名称、形状、样式等规制，还规定了大小尺寸，并要求严格执行，南渡途中曾将此图册丢失，高宗赵构紧急动员力量重新编制，并且在此后的大型祭祀活动中使用，祭祀用器本应多用青铜制作，条件不具备时也可以用瓷、陶甚至竹木制品替代，但形状、大小等必须依据《宣和博古图》进行规制，这也就是修内司、郊坛下官窑在制作祭器（礼器）时为什么要“澄泥为范”。如此等等。

元末明初 陶宗仪著《辍耕录》卷二十九中记载了南宋叶寘谈窑器

　　第五，古代文献惜字惜墨，不仅记载不勤、不全，还过于精炼，让后人不太容易理解，或者二义性较多，同一句话似乎可以用几个意思去解读，容易引起误解，甚至给心术不正之人以可乘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