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兴诚，拍卖收藏圈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大名鼎鼎的乐从堂主人，20天后的香港蘇富比拍卖，出自乐从堂的一件“包袱瓶”又将刷爆朋友圈。
的确，如此市场行情下，若不是对于自己心爱之物有把握，也不会定出2亿港币的预估价。
时间回到19年前，那是曹兴诚名扬全球拍卖界的一年，他出手豪迈，先后购入两件创纪录的藏品，以此庆祝他的晶片公司在美国纽约上市。香港蘇富比秋拍，先花了2424万港币，买下这件飞凤牡丹纹包袱瓶。同一个拍场，紧接着包袱瓶拍卖后没多久，他又以港币4404万元买下“明嘉靖五彩鱼藻纹盖罐”。
清乾隆 料胎黄地画珐琅凤舞牡丹包袱瓶
《乾隆年制》蓝料款
估价待询
2019年秋，香港蘇富比特设专场“有凤来仪：乐从堂珍藏乾隆料胎画珐琅包袱瓶”将于10月8日上午举槌，预期逾HK$2亿成交。
曹兴诚热衷艺术品收藏，在海内外收藏界颇负盛名。人家说收藏贵在“专”，曹兴诚收藏却是随兴所至，不到20年间便建立起比肩赵从衍、仇燚之的收藏。在他家里，从史前青铜器到唐三彩，从北齐时的石佛像到当代中外艺术品，包罗万象。有看过他家收藏品的人，形容他家就如同一个“小故宫”。
著名收藏家乐从堂曹兴诚
学佛之后，曹兴诚看淡了收藏，“很多东西都是身外之物、都是负担，弄美术馆，生活会变得很复杂，觉得是时候整理一下收藏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为避免子女因其收藏的“重器”而带来的纠纷。同时，他觉得瓷器平时都锁在保险箱，很可惜，“这种千年文物，不是谁的，我们只是保管一下，但保管也有责任，被偷了没损坏就算了，如果小偷慌张打破了，对我来讲就是不可原谅的终身痛苦。所以才决定放出来让别人欣赏。”曹兴诚坦诚道。
那么，今秋，香港蘇富比带来的这件“乾隆料胎珐琅彩包袱瓶”，曾于2000年上拍，当时的成交价2400万，行方预期成交价2亿港币，意味此珍品随时升价十倍，预期是否过高呢?
蘇富比亚洲区瓷器与工艺品资深专家沈恩文表示：“过去20年，收藏界对清代珐琅彩的宫廷御用珐琅彩器物需求越来越多，但对料胎（玻璃胎）珐琅了解甚少；其实，料胎比瓷胎更珍稀，更难烧造。两岸故宫收藏的料胎画珐琅器物数量就比瓷胎少很多，而且大部分都是小型的鼻烟壶，一般都不超过10公分，今秋上拍的这一件超过18公分的，就连陶瓷鉴定泰斗耿宝昌先生都曾表示‘此瓶为所见最大尺寸的宫廷制料胎画珐琅器，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这件包袱瓶和一般呈献在宫殿里的陈设品不同，而是一个很私人化的礼物，意义比较特殊。根据张荣的研究，它应该是在乾隆三年到五年之间做成的，从瓶上的凤凰牡丹纹饰判断，可能是乾隆为他的后妃或者是母亲祝寿用的礼物。
蘇富比香港 嫣绯金炼－奈特典藏珐琅彩碗
2018年4月3日上午 10:30 HKT 香港蘇富比
清康熙 粉红地珐琅彩开光花卉碗
成交价：238,807,500 港币 (含买家佣金)
舞袖迎风－御制珐琅彩虞美人题诗碗
2018年10月3日 上午 11:00 HKT 香港蘇富比
清乾隆 御制珐琅彩虞美人题诗碗
成交价169,413,000 港币 (含买家佣金)
最近五年的拍卖记录中可以看到，清三代的珐琅彩的瓷器瓷胎拍品都有很好的成绩，比如2018年春季拍的康熙粉底珐琅彩碗，成交价是2亿3千多万，秋季另外一件乾隆的珐琅彩碗也拍了1亿6千多万成交，这些都充分说明了市场对这类拍品有很坚定的需求。
玫茵堂珍藏成化鸡缸杯
2014年4月8日以281,240,000 港币 (含买家佣金)成交
现藏于龙美术馆
乐从堂主人曹兴诚先生是在我们2000年的秋拍上，以2400多万港币买下了这件乾隆料胎珐琅彩包袱瓶，当时的估价是1200万港币，位列1999年至2000年第2、3位。比它早一年成交的成化鸡缸杯，当时玫茵堂堂主用2917万港币买下来的，2014年的时候再次上拍成交价超过2.8亿。
这两件拍品，鸡缸杯破当时瓷器拍卖的世界纪录，包袱瓶也破了当时清代画珐琅的纪录。我们觉得这件拍品最少跟我们在过去两三年拍的，包括粉红底的珐琅彩碗，或者是超过两个亿的几件宣德瓷，绝对是有可以比对的份量，所以我们才会定这个价钱。”
料胎珐琅的烧造究竟有多难？
画珐琅是清代独具的彩绘工艺，康熙时期创烧，雍正时成熟，当中以瓷胎和铜胎最为多见，料胎（即玻璃）器物则较为罕有。
清乾隆 料胎黄地画珐琅龙游花卉包袱瓶
《乾隆年制》墨彩款 两面
香港蘇富比1988年11月15日，编号77
香港艺术馆藏品
出处：莫士㧑，《御制》，1976年，图版41
乾隆年款：拍品编号一（上）及香港艺术馆藏包袱式瓶（下）
此包袱瓶的成型也有一定的难度，瓶身具有楞状，需要有模吹制，而瓶口的褶皱，则需要工匠手快、眼快，技术好，因玻璃在瞬间就凝固了，至少在成型时需要反复几次，才能制作出漂亮美观的器形。
清乾隆 料胎黄地画珐琅凤舞牡丹包袱瓶（局部）
《乾隆年制》蓝料款
估价待询
香港蘇富比2019秋拍
《造办处活计档》乾隆三年（1738年）正月二十二日
依据“ 清档” 可知，蘇富比这件“乾隆料胎珐琅彩包袱瓶”烧了两年才成功。
清乾隆 料胎黄地画珐琅凤舞牡丹包袱瓶（局部）
凤舞牡丹纹饰“乾隆年制”四字款写在花卉之中
“乾隆三年，玻璃作，元月二十二日催总白世秀来说太监毛团胡世杰高玉交，亮蓝玻璃包袱式瓶一件，传旨，着照样烧玻璃胎法琅瓶烧造几件。钦此。于本月二十四日副司库石美玉将原样亮蓝玻璃包袱式瓶一件持去做样讫。”
“乾隆五年，记事录，三月初三日栢唐阿盛德来说太监魏珠催总邓八格奉旨，着玻璃厂人进六所烧造玻璃小式活计钦此。于本年五月初二日首领吴书将玻璃珐琅花插一对，玻璃烧珐琅桃式水盛二件，玻璃烧珐琅葫芦一件持进交太监高玉呈进讫。”
“透过寥寥几句的描述，我们不难看出，雍正五年（1727年）便开始制作玻璃画泥金包袱式花插，雨过天晴是指仿柴窑瓷器的颜色，档案中屡有记载。乾隆三年（1737年）档案的记录，没有明确具体烧造几件，也没有是否烧造成功的记录。而乾隆五年（1739年）明确说明烧造成功‘玻璃珐琅花插一对’，乾隆五年的‘玻璃珐琅花插一对‘，也许就是乾隆三年下令制作的包袱瓶。”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张荣说。
清乾隆 料胎黄地画珐琅凤舞牡丹包袱瓶（局部）
《乾隆年制》蓝料款
估价待询
香港蘇富比2019秋拍
其实，最难之处在于珐琅颜色的焙烧技术较难掌握。玻璃熔点和珐琅的熔点很接近，绘图后焙烧时, 温度偏低则珐琅料熔解不充分, 呈色不理想；温度偏高, 则玻璃胎体会变形。而珐琅釉料有20多种颜色, 不同的色料熔点不同, 所以要选熔点高的先画先烧，熔点低的后画后烧, 一件作品往往要焙烧三至四次方能完成，如有一次出错，便前功尽弃。再加上，当时焙烧的燃料是木炭, 又缺乏科学仪器测量温度, 只能用眼力和经验判断。所以, 为了准确地控制温度以及出炉便捷, 只能烧造小件器物。即便如此, 失败的比例也很高。这在雍、乾二朝“ 清档”的制造记录中就屡见不鲜。
“乾隆四十三年七月十七日, 太监张宁交金星玻璃烟壶一件、描金蓝玻璃烟壶一件、洋珐琅五彩各式烟壶七件(俱敬胜斋)。传旨: 按各式花样, 每样烧造六件, 钦此。”
这项任务下达后三个多月, 竟无一件作品上交, 令弘历发怒。十一月初一日, “ 太监鄂鲁里传旨: 本年七月内传做各式烟壶, 为何迟滞, 至今尚未做得一件, 将承办人员治不是。钦此。”
在皇帝逼问下, 造办处的官员写了一份回奏称“ 七月接旨时, 画珐琅人黄念、黎明赶画大画, 至将鼻烟壶迟误, 已做得十二个交进, 其余四十二件于明年起画,随得随进, 不敢延误时刻。… … 上交传做鼻烟壶五十多个, 迟至四月之久，一件未画出，实属迟误之至，相应请旨，’ 即将郎中唐柏吉罚俸一年，以为承办活计迟误之戒… … , 尚再迟延, 即行严参治罪, 为此仅奏请旨。”
受罚之后, 本应尽快做成交差, 但并非如此。“ 乾隆四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 太监鄂鲁里传旨：四十三年传做画珐琅玻璃烟壶九样, 每样各六个, 陆续呈进过四样, 其余五样现做未完, 着在五样内做一样呈览。”
这说明至第二年十月还未完成任务之半数。后至乾隆五十五年五月九日, 又做成12个烟壶呈进。从“清档” 上看, 终未全部完成任务。其迟误原因, 绝不是因为画珐琅人黄念、黎明赶画大画, 因为珐琅作不止他们二人。再者, 同期的铜胎画珐琅, 无论命做多少，均能在几个月内完成，故而背后必另有原因，只是未敢明言而已。
按“ 清档” 的记载，铜胎、瓷胎画珐琅等如出现上述情况，皇帝必追究责任, 惩罚当事人，看看深受乾隆帝宠爱的督陶官唐英多次因烧造瓷器被罚俸禄，就可见一斑。由此可见皇帝也知道烧造玻璃胎画珐琅之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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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亲王奕欣
巴尔（A.W. Bahr，1877 - 1959）
白纳德
今次上拍的包袱瓶，出身亦是显赫，曾是恭亲王奕欣府中宝物，先后收入巴尔（A.W. Bahr，1877 - 1959）、白纳德伉俪（Paul and Helen Bernat）典藏。巴尔是德中混血儿，在上海出世，从事贸易生意，晚年把不少藏品捐予大英博物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The Met）等顶尖收藏机构。白纳德伉俪则是波士顿名流，是20世纪美国首屈一指的中国艺术品大藏家，波士顿美术馆有一个以他们命名的展厅。直至1988年于香港蘇富比上拍，被香港富商刘銮雄买下。刘銮雄在2000年再把包袱瓶售出，由曹兴诚购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