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再新在《梦蝶集》的序中曾赞王中秀对高剑父“做了精辟的解读，由此影响到广东的画坛研究”，“像侦探小说一样，引人入胜，不愧为近代画史考据的典范”。洪再新也顺其王中秀的路子，围绕高剑父做了许多研究，本文作者读之却生出许多疑窦，并认为，“学术研究须凭史料说话，疯狂的猜测、混乱的逻辑推理、诡谲的遣词琢句，将把学术研究引向歧途，是极需警惕和引以为戒的。”
“法是面貌，气是精神。……不少欧美人皆能知之，且深研究之，中国学者不能如此，甚为着急。今大众言艺术救国，以真知笃好为先可耳”；
“著作言论，务先立一宗旨，提倡民族精神，当与前人时势不同之处” ；
“世人祇知艺术是一种陶冶性情的东西，其实不然。艺术不但可以怡情悦性，也可以重整社会道德，挽救民族危亡，这在历史上已不乏先例。我们应该知道，历史上凡世乱道衰之际，正是艺术努力救治的机会。世界民族的生命最长者，莫过于我中华，其所以能屹立于世，垂数千年而不致衰颓灭亡者，其所表现的事实，就是艺术……应该在文化及艺术的领域上努力做去，要信仰‘艺术救国’”……他强调传统文化是“民族与国家的生命”，“国家之盛衰，必视文化”。而具体到画学上，对笔墨的追求亦视为“救国之要”。
概言之，黄宾虹的艺术救国，其核心就是拯救中国的传统文化。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民族自信、文化自信！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回顾数十年的交往，咀嚼着高剑父书于门楣上那“艺术救国”的大字，黄宾虹“可惜可惜”的感叹之声犹在耳边轰鸣。这岂能成为两人四十年“友谊的基石”？！
王中秀的败笔与洪再新、魏祥奇的歧途
毋庸置疑，王中秀是黄宾虹研究的权威学者，但在黄宾虹与高剑父关系的研究方面却呈败笔。究其原因，一是只参考黄宾虹《改良国画问题之检讨》之“剑父、奇峰昆季，当民初以前，招办上海《真相画报》，间附拙作”和《八十自叙》之“当南北议和之先，广东高剑父、奇峰二君办《真相画报》，约余为撰文及插画”之说，却无视或屏蔽了1912年6月1日《太平洋报》所刊胡寄尘来简中之“宾虹、醒迟、冠天、奇峰诸子编一《真相画报》”的说法，要知道，后者并无高剑父大名，同时还忽略了高冠天的存在——不仅高冠天为曹蟠根所绘历史画题跋变成了高剑父所题，蔡哲夫两封信中提到的“高君兄弟”也被解读为高剑父、高奇峰——这不能不说是犯了一个低级而致命错误吧。二是大概由于黄宾虹对高剑父时有“可惜可惜”之叹，导致王中秀对高剑父也由“共情”而敬礼，因而对黄宾虹也无法全方位观照。例如黄宾虹致宋若婴函有“为人之道，让则生，争则死，争必伏有杀机……当此政治竞争之日不能不保身，即佛家所谓种因须有果。时事危险，日甚一日。我已是一最无用自甘退让之人，诸事皆不能问”云云，按此性格，黄宾虹怎可能与人论争？更遑论去“操控”？！
因为黄宾虹的好友多是广东人，洪再新写了几篇与广东文化人有关的文章，便自觉使广东美术史研究“整体画面大为改观”；而魏祥奇所谓为了“满足阅读者的好奇心”，运用“研究方法的多元”、“学术思维的多维”，结合“政治和社会的变革史”、“思想史”、“政治史”、“政治文化观念”、“艺术社会学”、“政治话语系统”，以“多元的学术史视野”、“国家性、民族性的文化视野”来“考察”国画会之类，恕我直言，均有狂妄之嫌。
张谷雏《论国画变迁之由来》
张谷雏《论国画变迁之由来》
当然，造成这局面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真正的美术数据库尚未建立起来。否则，我们就可以轻易知道：张谷雏《论国画变迁之由来》一文要比黄宾虹《画学谈》的发表时间早9个月之多，那么魏祥奇之国画会的文章是黄宾虹相关文章的“变体”、“移植”、“挪用”之论可以休矣；洪再新之所谓陆丹林1948年5月25日发表在上海《新艺术》上的《违背历史的画法》是黄宾虹“继续遥控影响广东画坛的论争”的判断，也会因为能轻易搜索到陆丹林此文其实首发于1939年12月9日香港《国民日报》，而不至谬误如此；又比如，洪再新说“黄宾虹——张虹交往的案例，涉及了中国绘画国内外双重观众的话题，显示以民为重的理念，并通过博物馆体制，使之发挥恒久的影响”，所据是“黄宾虹生前决定将个人文献、文物收藏和艺术创作悉数捐赠给浙江省博物馆……步踵其后，粤友张虹也将其宜兴砂壶珍藏捐赠给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但是，张谷雏生前，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尚未建立啊！如此等等，实在令人咋舌！
《违背历史的画法》原版，首发于1939年12月9日香港《国民日报》。
《违背历史的画法》，载于1948年5月25日的上海《新艺术》。
学术研究须凭史料说话，疯狂的猜测+混乱的逻辑推理+诡谲的遣词琢句，必将把学术研究引向歧途，是极需警惕和引以为戒的。
（本文原题为《关于黄宾虹研究的几个问题》，主要图片由作者提供，部分图片为澎湃新闻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