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保护，话题很老。宋人虽没牛叉的科技，无法做出空气质量报告，也不能检测水质、土壤、噪声、电磁辐射等，但他们在资源开发、尊重自然等方面的经验，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放开还是保护，皇帝也很纠结
　　宋代中前期，皇帝总体比较体恤百姓，为避免官府与民争利，曾多次下文开放山泽，官府不得随意插手。淳化元年二月，宋太宗在《诸处鱼池任民采取诏》里明确指出，各地江河啊湖泊啊池塘啊，以前都归政府管理，老百姓没份儿，让俺老怀伤感，从今以后，祖国大地的水产，任民间渔捕。如果自家吃，白吃，不收钱。如果贩卖，缴点税。
　　到了南宋淳熙十六年五月，户部郎中丰谊同学向宋光宗上奏，沿江及深海地带，谁去捕鱼，当地豪强要收租，说这一带是自家耕地坍塌变成江海的。我觉得，现在那里是深水区，不再是耕地，老大啊，都说您心系百姓，得允许他们自由捕鱼啊。我建议，若是豪强敢胆肥收租，那就咔嚓，关进大牢，行不？皇帝真准了。
　　但中央一松口，地方就反弹。宋朝人口众多，崇尚奢侈，既然皇帝规定任由百姓采捕，全社会立马积极行动。大伙儿就使劲捕鱼打猎，政府的禁令当屁放了，于是“川蕴中贫”。陆游曾感慨：俺大宋早先用有度，取有时，捕有法，没过度开发，生态环境多好啊。如今全民行动，捕呀杀呀，导致危机重重。
　　话说江西鄱阳城北有个土湖，彭汝砺《土湖记》记载，该湖地理条件优越，西南连大江，东北枕平陆，傍山阜，接稻田，水生动植物资源异常丰富。周遭百姓在湖中讨生活，“水春而聚，菱夏而生，秋采其实，既冬而渔。日计不足，岁乃有馀。自子孙取采于斯，彼之生出无穷尽，而我取之亦未尝既。”后来，当地居民通过合作，采用新技术打捞湖产品，开挖沟渠，放干湖水，湖中生物被一扫而空，以致生态资源遭到毁灭性破坏。此后，入湖捕捞，较之从前，“十才一二，民日益贫”。百姓愚昧，以为上天发怒，遂花钱祭祀，但效果全无，反受其累，越发贫困。
　　没办法，皇帝只好下令保护动物。比如建隆二年二月，宋太祖在《禁采捕诏》里明确诏令百姓，不准随意张网捕捉鸟兽虫鱼，特别不能损伤鸟蛋幼兽，相关部门给我睁大眼睛，每年都要下文件向百姓重申并报告我。大中祥符三年二月，宋真宗更是严格要求，每年春夏期间，正值万物竞长之时，各州府赶紧到民间收缴粘竿弹弓罗网之类“作案”工具，哪个不开眼的敢私藏不缴，严惩不怠。
　　明眼人一看，其实皇帝的目的不是禁渔猎，而是要求广大群众选择合适的季节渔猎适量的成年动物，避免杀鸡取卵。
　　宋朝的野生动物保护法
　　“顺物之性”源自庄子。《庄子·养生主》云：“泽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饮，不蕲畜乎樊中。神虽王，不善也。”把雉关进笼子，养作宠物，固然生存条件变好，却违背了雉的自然之性。宋代在生态上追求“顺物之性”，禁止或反对捕捉野生动物为宠物，从两个皇帝的诏书可见。一是端拱元年二月，太宗皇帝下诏，“珍禽异兽，何足尚焉！荣采捕于上林，复幽闭于笼槛，违物类飞鸣之性，岂国君仁恕之心？既无益于邦家，宜并停于贡献。应两京诸州，今后并不得以珍禽异兽充贡举”。各位同志，就不要进贡那些珍禽异兽了，让它们飞在高天，奔于林野，自由自在，因为俺老赵虽万人之上，但很仁慈的！二是天禧三年二月，宋真宗颁诏，谆谆教诲臣民，禁捕山鹧鸪“以为玩好之资”。
　　既要“顺物之性”，那就得尊重生命，于是“戒杀放生”在两宋很流行。
　　宋真宗治国水平不高，却心比天高，曾学秦皇汉武去泰山封禅。在大中祥符四年八月，这皇帝发了个奇葩诏书，要求农民伯伯们在10月以后才能烧火田（在田里焚烧野草作肥料），以避免烧死昆虫。不过保护的是害虫还是益虫，天知道。
　　彭乘《续墨客挥犀》记载，王安石从不杀生，退休后住在南京，“每得生龟，多放池中”。诗人陈与义，不缺钱，写过《放鱼赋》，记叙某人竭泽而渔，无数鲜活的鱼虾命在顷刻，老陈万分心疼，赶紧掏钱买下放生。
　　宋政府也积极推进该项工作，多次命令各郡县设立放生池，举行放生活动。据统计，《全宋文》中收录放生池碑记和讨论放生的文章，就有20篇左右。宋代的戒杀放生思想，主要来自于当时理学之“仁”。理学家张载曾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程颐说：“爱人，仁之事耳。”程颢尝见一蝎，“杀之则伤仁，放之则害义”，反复思虑，终于未杀。可见“仁”的直接影响力之大。
　　当然，宋人并非不知变通，比如遭遇动物威胁时，还是以人为重。陈尧佐《戮鳄鱼文》里说，他在担任潮州通判期间，万江硫磺村张氏子，和母亲濯于江边，为鳄鱼所食。陈尧佐命人捕得这鳄鱼，“诛其首而烹之”。某年发生蝗灾，朱熹作《发蝗虫赴尚书省状》，主张立即采取措施捕杀。姚炎《捕虎纪略》记载，安徽祁门发生严重虎患，两千多人死伤，端平改元，傅褒为知县，组织捕杀，捕11虎，朝廷予以奖赏。
　　杀生可谓“不仁”，是“贱物而爱人”，没有体现“仁民而爱物”。最佳的选择是人和物“全而兼爱”，具体来说，就是让野生动物和人类各得其所，各有合适的生存地域，互不干扰，互不争夺资源，和平相处，自得其乐。
　　一千年前就有退田造林
　　宋代改湖造田，集中在江南，尤以宁波、绍兴等地为多。一些地方豪强出于一己私利，建议官府开放改湖造田。一些官员，或因有利可图，或为政绩工程，打着为国兴利旗号，建议围湖造田合法化。南宋初年，太湖附近驻扎大量军队，利用人多、有组织、地方政府难以干涉等优势，大规模围湖造田。
　　但改湖造田也造成了危害，宋人对此多有论述。鞠仲谋的《连江县重濬东湖记》，郏亶的《上苏州水利书》，舒亶的《西湖记》、《水利记》，王廷秀的《水利说》，史才《围田利害状》，薛徽言的《论湖田奏》，王十朋的《鉴湖说》，留佑贤《相度围田利害奏》，徐次铎《复鉴湖议》等文章，均提出反对意见。一是改湖造田虽貌似增加了良田和粮产，但水旱调节功能减弱，周围农田易遭水旱之灾而荒芜歉收，总粮产反而减少。二是改湖造田会改变当地的生物群落结构，破坏该区域的生物多样性，导致食物总类减少。三是改湖造田也影响该生态系统为人提供美感的功能。
　　宋人关于改湖造田的论述，对后世应该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20世纪下半叶，“重新安排河山”的豪言壮语响彻华夏。特别是六七十年代，江南地区的“围湖造田”工程轰轰烈烈，规模和气势都是宋人所无法比拟的。由于生态系统被人为破坏，后来许多地方只好还田为湖。
　　宋时黄河等经常泛滥，淹没庄稼，冲毁村庄。中央不仅下诏疏浚河道，还号召广植堤岸树，以固堤防。宋太祖建隆三年十月诏：“缘汴河州县长吏，常以春首课民夹岸植榆柳，以固堤防。”堤上，疏植桑柘，可以系牛，牛得凉荫而遂性，堤得牛践而坚实，桑得肥水沃，桑多则蚕壮。这就构成了“堤树—牛—土—桑—蚕”的小型生态系统，一举数得。
　　修堤坝，植树造林，赤膊上阵，挥汗如雨，那些宋朝官员，有点让人感动。 （文章来源：南都周刊 文/黄亚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