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传说中的神器完全不同，玉器的神性是被人的德行所深刻限定的：它不仅可以庇佑好人，也能致坏人于死地。
玉器的这种道德审判能力，超出了世界上的所有物体。
1、玉颜：从矿物学到美学 玉是庞大而驳杂的家族，它的成员分布在汉语辞典的各个角落。
狭义的玉，仅指矿物学范畴的玉石，包括角闪石（如和田玉和羊脂玉等）和辉石类（翡翠）两种，而广义的玉则包括蛇纹石、绿松石、孔雀石、玛瑙、水晶、琥珀、红绿宝石等各类宝石。
后者属于文化学范畴，在历史上喧嚣了数千年之久，构筑着华夏物质信仰的坚硬内核。
在21世纪初叶的装饰豪华的珠宝铺里，只有和田玉、岫岩玉、南阳玉和翡翠等少数几种美玉，被陈列在玻璃柜台里，散射着孤寂而恒久的光芒。
但在华夏历史的开端，出现过的玉料种类却多得令人吃惊。
据今人杨伯达统计，《山海经》记载的玉产地共有149处，而《康熙字典》里的各种玉名则多达173种，这个庞大的玉石家族，与铜鼎（代表）和宝镜（代表）一起，构成了早期华夏器物神学的三大支柱。
在五行学说的范畴里，出现了有关玉的身世的三种声音。
孔子认为，玉是水的精华，因为它看起来仿佛是圣水凝结后的形态，而曹雪芹则认为玉是土石的精华，《红楼梦》的核心意象――宝玉，本来是一块女娲补天时的巨大弃石，由一名圣僧点化为小如扇坠的宝玉。
第三种说法出自《太平广记》，说是周灵王的宠臣苌弘被杀死后，其血和尸体化成了碧玉。
“水成说”、“石（土）成说”和“血成说”，正是玉的多重性表达，因为玉同时呈现为石、水和血的特性：像石头一样坚硬，像水一样晶莹，又像血一样流布着人的精气。
玉的语义的复杂性，似乎也超越了其它所有的器物。
玉暗示光洁、温润、坚固、永恒等一切玉器的物理属性，同时也隐喻美丽、年青、华贵、健康、道德纯净和灵魂的永生。
玉的阐释开放性激励了阐释者，他们前赴后继，对玉所蕴含的各种语义进行深度开发，俨然一群思想矿工，快乐地寻找着它在神学、国家主义、伦理学和游戏方面的价值，从而改变了玉器的文化前景。
2、帝玉：玉的帝王政治学 据《瑞应图》、《竹书纪年》、《尚书》等古文献记载，西王母曾向黄帝和舜帝贡献白环、玉块、白玉瑭等玉器，这无疑是华夏民族第一次触摸玉的时刻。
早在民族书写运动的起点，玉就已进入领袖、国王和酋长阶层，成为权力政治学的象征。
仓颉发明的汉字，清晰地描述了“玉”的定义，这定义被坚固地书写在“玉”的字形里。
玉，就是佩戴于王者腰间的那一个点状饰物。
它是如此细小，犹如天地间的一粒粟米，却散发出无与伦比的权力气味。
这是自然精英和人类精英的合二为一。
玉和人发生了内在的置换：人获得了玉的自然灵性，而玉获得了人的精神高度。
在巫师退出历史舞台之后，玉的无限法力被传承下来，成为庇护国王世俗权力的法宝。
真正把玉镶嵌在国家意识形态核心的是周人。
和田玉的发现激励了周人，促使他们发现它的权力本性。
周朝的最大贡献是制定玉器的礼制。
《周礼》记载了六种宫廷祭礼所用的玉器（圭、璋、璧、琮、琥、璜），显示礼器的精密分工。
不仅如此，周朝还为世人留下了三件最著名的玉器——隋侯珠、和氏璧和昆山之玉。
那些奇妙的玉器在数量上只有九鼎的三分之一，体积和重量上则更为轻微，却拥有无限广阔的神性。
周是玉器和鼎器并重的王朝，它同时掌握了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权力秘匙。
周朝的晚期衰微，再度引发了玉的悲剧。
它被迫在世俗权力的争斗中沉浮，成为人类争斗的工具。
司马迁在《史记》中向我们转述了和氏璧的传奇经历，秦昭王声称愿意用15座城池跟赵惠文王交换和氏璧。
赵国的使者蔺相如凭藉才智和胆识，捍卫了玉璧的所有权。
这与其说是一场权力、韬略、阴谋和尊严的角逐，不如说是关于和氏璧的价值展览。
秦王嬴政在公元前222年吞并赵国，力夺和氏璧，清洗了先祖当年被赵臣戏弄的耻辱。
他的极权主义王朝，用和氏璧充当御玺，《汉旧仪》记载其上镌刻着“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字，意思是它来自上帝的授权，所以将会万寿无疆，永远昌盛。
玉正式取代笨重的“九鼎”，成为历代王朝的最高权力象征，历经长达一千多年的劫难。
公元936年，后晋石敬瑭攻陷洛阳的前夜，五代后唐的末代皇帝李从珂和后妃在宫里自焚，和氏璧跟所有御用之物一起化为灰烬，而中国文明则开始了它的下降历程。
玉的世俗复兴，从汉开始，直到晚清为止。
它是华夏各王朝的权力守望者，从一个形而上的角度，定义着皇帝及其臣子的德行。
另一方面，皇帝对玉的迷恋，也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关于宫廷玉的叙事，由此变得脍炙人口起来。
《太平广记》援引《异苑》说，汉武帝平素最爱把玩的，是西胡渠王进献的玉箱与瑶石手杖。
这两件器物后来都成为皇帝的随葬品，被深深埋入地下。
但多年之后，这两件宝物突然出现于扶风的古玩市场。
宫廷里的侍臣们根据出售者的长相判断，他就是死去的汉武帝本人。
我们不知道武帝如何走出密封的墓室，也无法了解他为何要兜售自己的宝物，但越过其复活的传说，玉昭示了其创造永生奇迹的法力。
这是关于玉和帝王亡灵的关系的神秘证据。
在大多数情况下，玉还会被缝制成玉衣，包裹皇帝及其嫔妃们的亡灵，或者像糖果一样被放进死者的嘴和肛门里，以维系尸体的新鲜，并为死者的复活或升天奠定医学基础。
我们就此观察到了一个奇特的事实：玉能够坚守它的主体性。
在岁月的打磨中，它非但没有生锈和腐化，反而变得荧光四射，温润可喜。
跟青铜器和铁器相比，玉是唯一能够被时间擦亮的器物。
这种属性照亮了皇帝的希望，他们指望通过对玉的占有，延缓日益腐败的王朝的生命。
3、士玉：玉的儒家伦理学 玉的道德化完成于春秋儒家集团。
在周王朝日益衰微的背景中，儒家学者形成了最早的世俗玉学家团队，他们的赞美惊天动地，把玉推举到道德象征的高度。
他们描述玉的质地坚硬慎密，色泽皎洁冰莹，性情温泽细润、声音清越舒远。
这是罕见的誉辞，儒学和玉学就此结成了坚固的联盟。
他们的作为，为玉学在历史中的延展，提供了卓越的样本。
玉所承载的世俗伦理语义是如此宏大，令先秦的道德哲人感到了无限惊喜。
我们被告知，孔子出使别的诸侯国时，恭敬谨慎地拿着玉圭，好像举不起来的样子，向上举时好像在作揖，放在下面时好像是给人递东西。
脸色庄重得像战栗的样子，步子很小，仿佛沿着一条直线往前走。
? 这不是出自对王权的敬畏，而是一种不同寻常的道德表演，旨在宣谕儒家和玉的生命联系。
孔子是卓越的演员，他要藉此向世人演示人与器物的崭新关系。
玉不是神器，而是君子灵魂的凝结物，散发着士人知识分子德行的浓郁香气。
越过玉的形态和气质，儒生看见了自身的端庄面影。
玉就是士人精神投射在矿物上的伟大镜像。
春秋早期的思想家管仲，率先提出玉有仁、知、义、行等“九德””，此后孔子将其扩展为“十一德”，对玉器伦理学做了完备的描述。
但许慎《说文解字》嫌孔子的玉学过于繁琐，难以记诵和传播，简化为仁、义、智、勇、洁“五德”，跟上古流传下来的“五行”模式遥相呼应，最后奠定了玉器伦理学的基本原则。
在玉的伦理学里，渗入了儒家修辞学的话语力量。
这是简单而粗糙的隐喻行为，显示儒家从事数字游戏的非凡激情。
被道德算术所精心计算过的玉德，从九增加到十一，又从十一锐减到五。
这不是数字的修正，而是传播学的自我调试。
它要把“玉德”的叙事限定于五个手指能够抓握的范围。
这是多么漫长的集体修辞，跨越了数百年的春秋，儒学家修长的五指，终于紧紧抓住了玉的五种品格，它们跟儒学的“仁、义、礼、智、信”互补，俨然左手和右手的亲密关系。
由于儒家的缘故，玉被士人知识分子所普遍配戴，由此引发了玉的世俗化的浪潮。
儒家是玉的民间化运动的最大推进者，但玉的阐释权自此被儒家所征用和垄断。
在很长一个时期，玉就是儒生精英阶层的身份标记。
贫困的文士无法拥有和田玉佩，只能用劣质石器替代。
那些寒伧的石头，悬挂在褴褛的衣衫之间，仿佛是一个孤寂灵魂的坚硬写照，不屈地书写着自我人格的神话。
但所有的玉学家都蓄意规避了玉的弱点。
玉的脆性就是它的第一属性。
这脆性令它跟儒生的生命那样，成为美丽的道德易碎品。
在某种意义上，破碎就是玉的死亡形态。
它负载着这宿命穿越时间的走廊。
与其他品质相比，脆性更深地隐喻了士人知识分子的生命特征。
但直到南北朝时期，“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格言，才被罹难的文官说出，被四下传播，成为中晚期儒生的沉痛训诫。
这是人的生命和石器生命之间的神秘对应。
在所有的玉德之中，这是最具道德性的一种。
经过漫长的苦难与缄默之后，儒生终于开口承认了玉的这种秉性，并起身正视自己的悲剧性命运。
世界上不独中国人爱玉，古代欧洲人，美洲人也迷信玉，认为佩玉可辟邪，还可治愈肾玻但爱玉用玉的日本人、新西兰毛利族人、印第安人、阿拉伯人、西伯利亚人，谁都没象中国人这般建构了丰繁博大的玉文化，中国的玉器在政治的、经济的、宗教的、礼仪的、道德的、艺术的等等活动中，成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中国何以如此重玉与中国为什么创造使用方块图形文字颇为相似，令外国人不解，也给中国的思想者们出了一道难题。
新老学者们解构河图洛书，周易八卦，在玉面前似乎说不出多少道理。
而玉的长久不衰的魅力，是否正在于此？ 今天的华人依然重玉佩玉爱玉玩玉欲罢不止，是否也因好玉者如鱼在水冷暖自知，颇有一点得玉忘言的入禅境界？看来玉中蕴含了中国人的理念、心性、气质与想象，林林总总的玉器展示了东方古国独特的文化符号与话语。
玉这棵生长在中国的文化大树，老枝凝重，新枝萌绿，即便是进入了后现代或后后现代，克隆羊克隆人克隆各样类形态的文化，大自然造就了每一块玉，却都是唯一性的一次性的不重复的，难以克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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