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札部、御史、翰林多方考证，结论竞为“非汉以后所作”，果真是秦代国玉组，真乃上天所界。
君臣上下感天动地，特意择定吉曰，斋戒祭祀，告庙改元，恭奏天地社稷，是为国家最隆重的大典，直闹得不亦乐乎。
然毕竟信之者则有，不信之者则无。
这边厢沸沸扬扬，可那边厢却议论很大。
《来史?李公潮传》曰其“渚儒言人人殊”可见当时朝野就有不同的争论。
后来，这枚级传到宋徽宗赵伟的手里，终不信之，‘黜其全不用’。
段义掘地献玺的事终于有了一个否定的结果。
    宋徽宗虽然是一个倒霉的皇帝，昭康之难，被金兵掳获和儿子一道成了亡国之君是后死于五国城。
但他却很热衷于天命之组，经他自刻的有两枚一曰“承天福延万亿永无极”，为镇国宝；另一曰“范围天地，幽赞神明，保合太和，万寿无疆”为定命宝。
这一切都没有能挽救得了他国破家亡的命运。
镇国也好；定命也罢，天命究何在哉？赵煦的树戏，到元代又玩了一回。
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三十一年（1294）有一北方大师国国玉之孙名曰“拾得’，因家境困窘，其妻以家藏古玉印出售，报至御史中丞崔式并召监牢御史杨桓辨识，竞确认果系案传国玉贸为此还特意写了一篇考证文章曰元御史中丞崔或进传国努笺’；备述自奏而汉、自汉而晋、自晋而隋唐之历代传承情况，即大致如上文介绍之悄形。
其实，明眼人一望便知，这是一篇杜们的文章。
    文章写道，当崔或取视此玺时，但见：“……别有仿佛若命，字若，寿字者，心益惊骇，意谓毋乃当此昌运，传国缴出乎？即召监察御史杨桓玉，即读之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此传国宝玺文也。
闻之果合前意，神为肃然。
一个堂堂的中丞大人，能写上这样一篇洋洋千言的绝妙好词，却连玺文上的八个字都不认识，只是看到好像有“命”字、“寿”字，心里既惊又怕，快喊来监察御史，一望果然是此，情立即庄重严肃起来。
如此文章，台之痕跃然于纸上崔或等辈，扭捏之态现于文中。
人们一看便知是编造山来的东西。
那么，他们为什么要杜撰出这样一通文字和东西呢？该文又说：‘兹当宫车晚出，渚大臣检议迎请皇太孙成宗龙飞之时，不求而见，此乃天示其瑞应也。
”这就将该文的目的暴露得清清楚楚了。
    至元三十一年初，正是忽必烈曰崩之前；因皇太子早年已卒，众臣协议由皇太孙铁穆耳继位。
正当此时，传国留自天而降，天命瑞应及时显现，竟会如此巧合。
读者自知，古往今来，究竟有几个瑞应真是上天显示的呢？    到了明代以后，还有人玩这种把戏，但越来越不为人所信了。
如明孝宗弘治十三年（1517），邹县（今陕西户县）玉志学于泥河滨得玉经。
陕西巡抚熊狲以为素组复出，特意献于朝廷，却反遭礼部尚书傅瀚驳斥：盖秦级亡已久，今所进与宋元所得，疑皆后世慕秦级而刻之者。
自秦始皇得蓝田玉以为单汉以后传用之。
自是巧争力取谓得此乃足以受命。
而不知受命以德，不以级也。
故求之不得，则伪造以欺人。
得之，则君臣色喜，以夸示于天下，是皆赔笑千载。
不过想来也确实可笑，如此作为，不但欺过于人，而且诬陷于天，还有什么天命可言？故傅瀚之言诚期惴也。
如果说像来哲宗、元成宗等华之作伪是上有所好，那么，如熊羽辈之作伪则为“下必谀之”了。
    清乾隆三年，江南河道总督高斌奏献玉宝，亦云江苏宝应县挑河民玉掘地得之，而且级文亦为‘受命于夫，既寿永昌”。
清高宗定为前代好事者仿刻，仅视为玩好旧器而已。
不过，乾隆对这个问题认识是比较清楚的。
他曾说：“若论宝，无论非秦级，即真秦垄，亦何足贵？’他在《国朝传宝记》一文中还写到：“联尝论之；君人者在德不在宝。
宝虽重，一器耳。
明等威微信守，与车旗章服何异？德之不足，则山河之险、土宇之窗，拱手而授之他人。
”故宝器非宝，宝于有德。
古老得前代符宝，君臣色动矜耀，侈为瑞赃者。
”毕竟时代不同了，认识已大不一样。
玉级虽重，器物而已。
乾隆之语实属言简意赅。
古往今来，附着在传国缴上的崇神粑玉、天命皇权的观念显然已经大为褪色。
即使真有和氏璧、传国经再现，乾隆帝大约也不会用15座城池去换了。
不过，清代所用之玉肇，无论就玉石材种、形态数量、雕琢技艺而言，都是历史之最。
清官交泰殿藏玉努25枚，前两枚就是大清受命之宝”、‘皇帝奉天之宝”；盛京藏10枚；第一枚也仍然是“大精受命之宝’。
无论如何，作为封建玉朝的皇帝，他总是离不开天命的罗网的。
人们大约不会想到，在清朝灭亡之后；居然还有人偷偷刻了一枚玉级，此即窃国大盗袁世凯，孙中山先生为废除封建帝制奋斗，了一生，在他执政的任何时期。
未有过一个“玺’字的印文，勘叹高山仰止。
而袁世凯在1913年窃任大总统之后，竟刻制了一枚中华民国之努”，预示其隐有待机复辟帝制的计划，实即责土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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