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记载：“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近日 被命名为“河洛古国”隐约传达出，它不仅仅是考古学意义上的仰韶文化晚期的巨型聚落遗址，保留了距今5300年古国时代拥有三重大型环壕、具有最早瓮城结构的围墙、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


这一发现被认为“实证了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河洛地区是当时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文明中心”并且“不排除双槐树遗址是黄帝时代的都邑所在，至少是早期中国的酝酿阶段”。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王巍认为，“双槐树遗址的发现，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






河南郑州巩义双槐树遗址全景


“河洛古国”：实证中原地区的5000年文明


在5月7日，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河南郑州公布双槐树古国时代都邑遗址阶段性重大考古成果的发布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王巍说：“大家都知道中原是中华文明的中心，但它究竟是什么时候形成的中心？一直欠缺过硬的考古资料。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历时15年，在辽河流域、长江中下游等地都发现了距今5000年左右的高等级都邑遗址——红山、凌家滩、石峁等古国文明先后被发现，显示出文明化进程加速的倾向，但中原地区却没发现，我感觉是一个很大的遗憾。我们认为这种现象不是实际情况，黄帝的活动区域应该是以河南为中心，所以鼓励一些机构开展相关研究。”






发掘现场


这处挖掘了多年的遗址位于黄河南岸高台地上、伊洛汇流入黄河处的遗址被命名为“河洛古国”，既点出其位置，又暗合“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居天下之中”的历史信息，因为位置的重要和与黄帝的关联而具有不凡的意义。


河洛古国的不平凡首先在于其规模，从新闻发布会中公布的考古材料看，这处遗址东西长约1500米左右，南北宽约780米左右，残存面积达117万平方米。发现有仰韶文化中、晚阶段三重大型环壕、具有最早瓮城结构的围墙、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大型夯土基址、采用版筑法夯筑而成的大型连片块状夯土遗迹、三处共1700余座经过严格规划的大型公共墓地、三处夯土祭祀台遗迹、围绕中心夯土祭台周边的大型墓葬。二十多处人祭或动物祭的礼祀遗迹以及制陶作坊区、储水区、道路系统等，并出土了一大批仰韶文化时期丰富的文化遗物。






双槐树遗址功能布局示意图


具体的分布情况为：三重环的围绕下，遗址形成严密的防御体系，并均发现有对外通道。有疑似吊桥的内壕出口遗迹，在外壕的东南、西南分别发现外壕出口的道路各一条，宽大的壕沟显然具有防御外敌入侵的功能。大型中心居址区位于内环壕的北部正中。在居址南部修建有两道围墙，主体长约370多米，与北部内壕合围形成封闭的半月形结构，面积达18000多平方米，此区域内目前发现4排带有巷道的大型房址，房址之间建有通道；房址前均分布有两排间距、直径基本一致的柱洞，应为房屋前的廊柱遗存。大型夯土基址位于内壕中部，大型居住中心基址前面。






中心居址区






中心居址区


另外，这座遗址也不是孤立于河洛大地，王巍称：“双槐树遗址是一处经过精心选址和科学规划的都邑性聚落遗址，周边的青台、汪沟、秦王寨、伏羲台和洛阳的苏羊、土门、妯娌等多个遗址，特别是西山、点军台、大河村仰韶文化城址组成的城址群对双槐树都邑形成拱卫之势，从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分析，是迄今为止在黄河流域发现的仰韶文化中晚期规模最大的核心聚落群和唯一的大型城址群。”






屈家岭式彩陶杯


或为黄帝的都邑所在


如上所述，“三”是频繁被提及的数字，在大河报的采访中，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顾万发说：“遗址的三重环壕很有深意，从空中俯瞰，双槐树遗址被内壕、中壕、外壕三重宽大的环壕围绕，形成严密的防御体系，并均有对外通道。今天的普通人很难想到，这些壕沟除了防御外敌入侵的功能，可能还具备礼仪性质。三这个数字在古代可以与昆仑联系，因为昆仑山上住的都是神仙，所以帝王之制都经常采用三重，属于高端的礼制建筑。这三重环壕并非在同一时间建成，因为建设周期太长，但是在聚落繁盛时期是共存的，这种规制也是判断遗址具有高等级性质的重要证据。”






大型板筑遗迹






大型板筑遗迹剖面


除了环壕，大型夯土基址也值得注意，这处基址面积巨大，多次建设使用。第一层建筑基础面积至少是目前国内同一时期规模最大的单座建筑基础。位于第三层的面阔15开间的大型建筑则已初步具备了大型宫殿建筑的特征，这些发现也为探索夏商周三代大型宫室制度的源头提供了早期关键资料。






面阔15开间的大型建筑基础


除了三重环壕与夯土基址等显示出的建筑规制上的等级之高，以下诸多证据也将该处遗址与黄帝产生联系。


在遗址内发现三处墓葬区，共有1700多座仰韶文化时期的墓葬，均呈排状分布。墓葬为东西向，墓主人仰身直肢，头向西。其中一个墓葬区早期主体被遗址外壕和中壕及一条围沟围成一个独立的区域，顾万发认为这是中国早期帝王陵寝兆域制度的雏形。






窖藏坑


古代编年体史书《竹书纪年》有关于黄帝时代“一百年，地裂，帝陟”的记载，唐代天文学著作《开元占经》记载，“黄帝将亡则地裂”，表明发生了地震，黄帝部落就迁走了。巧合的是，在双槐树遗址发现了多处地震引发的裂缝遗迹。地裂缝遗迹发现于遗址内壕和中壕东南部解剖沟内，呈东西条状，错乱交叉，缝内有淤积黄土，还有明显的地层错位现象。北京大学相关专家现场确认，认为可能是地震引发的裂缝，且震级在6.0级以上。


除了遗址本身传递的历史信息，出土文物也隐含了许多可值得研究之处，如本次考古中发现的被认定为国宝级的文物——中国最早的骨质蚕雕艺术品。它与青台遗址等周边同时期遗址出土的迄今最早丝绸实物一起，实证了5300年前后黄河中游地区的先民们已经养蚕缫丝。






牙雕家蚕


这件牙雕家蚕长6.4厘米，宽不足1厘米，厚0.1厘米，用野猪獠牙雕刻而成，是一条正在吐丝的家蚕形象，这是迄今发现的仰韶时期与养蚕及丝绸起源相关联的、比较直观的实物资料。在采访中，顾万发说：“丝绸和玉都是中华文明的高端代表，关于玉的研究和发现很多，丝绸少有人关注。丝绸这种高科技产物的产生，一定有相应的社会理念和人力物力财力做支撑，背后肯定有更高端的文明存在，如果找到了，所谓‘中原文明洼地’的问题就解决了。”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李伯谦教授认为：“中华文明的一个典型特征即是农桑文明、丝帛文明。中国新石器时代各地代表性文化的农业都较为发达，但在距今5300年前后，除了双槐树为首的聚落，全国其他地方却没有与桑蚕纺织业有关的确切发现。从这一角度讲，以双槐树遗址为首的黄河流域中心聚落群，是目前发现的中国农桑文明发展史上的时代最早的代表。”






骨质鞋形器


“北斗九星”与天地之中的宇宙观


河洛古国中最有趣的发现就是一处用陶罐模拟天上北斗九星的天文遗迹。


它位于中心居址内代号为F12房址前。早在2019年6月，与双槐树同时期的青台遗址也曾发现有北斗九星的遗址。顾万发介绍，北斗九星斗柄的指向正好与冬至的方向吻合，冬至是古人祭天的日子。早在5300年前，中原先民对北斗天象和“斗柄授时”的观测利用就已非常精确。这些高等级的人文与天文遗迹融合的现象，应是中国古代文明高度重视承天之命特征的早期典型代表。顾万发也认为，“北斗九星遗迹有政治礼仪功能，主人借此神化自己，表达自己是呼应天上中心的地下王者。”






青台遗址的北斗九星遗迹（2019年8月27日无人机拍摄）。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李安摄


在北斗九星遗迹上端，北极附近——古人认为北极是天的中心，还有一头首向南并朝着门道的完整麋鹿骨架。麋鹿在古人眼里是一种神奇的动物。古代有天子冬至祭天的传统，大部分鹿类在夏天脱角，只有麋鹿在冬至脱角，所以统治者把麋鹿脱角视为吉祥的象征，并把麋鹿与一年最重要的节气冬至关联。此外，道教有“三蹻”的说法，指龙虎鹿三神兽，它们是帮助神巫上天的桥。顾万发认为，麋鹿也应有鹿蹻的意思。






F12中心埋藏麋鹿


北斗九星和象征北极的麋鹿所在的位置表明双槐树人在聚落布局中高度重视礼仪化设计思维，可能已有了较为成熟的“天地之中”宇宙观。这些高等级的人文与天文遗迹融合的现象，应是中国古代文明高度重视承天之命特征的早期典型代表。






融合北斗九星的建筑基础


中原地区的丧葬理念


双槐树遗址的墓葬里随葬品很少，即使墓葬规模很大、等级很高，里面也没多少东西，在全国范围内都属于特例。顾万发说：“这可能跟中原地区的丧葬思想有关，首领掌握军事权和祭祀权，但宗教色彩不浓郁，不主张把生前的东西带到死后世界，这也是其延续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面。”






祭坛


反映当时的丧葬观念的遗迹还有墓葬区内发现的大型夯土祭坛遗迹，连同青台的祭天坛台，是目前黄河流域仰韶文化时期遗址的首次发现。不仅让我们首次看到了黄河流域古人祭坛的实物，也便于将中原与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等周边区域在祭坛文化以至高层礼仪制度方面的比较研究，也将从更高层面和更广地域探讨中国古代精神层面的多元一体化问题。


目前，发掘单位已与北京大学等12个权威学术机构开展合作，对人的来源、疾病、迁徙、食谱、人地关系、古DNA等问题予以研究。专家们认为，对于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处在文明起源关键时间阶段、位于黄河流域中心区域的聚落集团的人的问题的综合研究，将为华夏民族的核心族系起源问题提供最为丰富的单体资料。“目前，初步获得一些有意思的发现，生活在这里的男性基本不干体力活，因为上肢极不发达。同时，男性的基因稳定一致，而女性的基因来源非常广泛复杂，由此不难产生一些大胆的联想。”顾万发介绍。






动物祭祀


在5月7日的发布会上，与会专家认为，双槐树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证实了以其为代表的“中原文明发展模式”，天地之中的宇宙观、合天命而治的礼仪性思维，具有引领性的文明发展模式，规模宏大的高等级建筑，严谨有序的聚落布局，中国地理中心最早城市群中的核心位置等，呈现出古国时代的王都气象，尤其是北斗九星以及诸多凸显礼制和文明的现象，被后世夏商周等王朝文明所承袭和发扬，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主根脉有望追溯至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