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春霖 　　清末社稷倾覆，一批忠君保皇的前清尚书、侍郎、巡抚、学政、御史、翰林等，誓不与新朝合作，视民国为大逆，但又回天无力，于是纷纷避居市井，远离政坛，但拖家带口，丫环仆役，动辄百余口，生计当然也就成了问题。幸好江山陵替之际，旧威尚存，新政未立，即使甘居遗老遗民之地步，原有的官衔品级，仍然是呼风唤雨的筹码和资本。比如沈曾植曾贵为安徽护理巡抚、安徽提学使、按察使、布政使，又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还是南洋公学监督(校长)，而朱彊村只任过礼部侍郎、广东学政，虽然官品相去不远，当然在层次上差了一节;即使朱彊村在学问上号为一代词宗，造诣不逊沈乙庵，但见面了仍然嗫嚅不已，未敢肆意。当时海上书画会词社甚多，文人聚会，遗老纷纭，常常能看到这离奇而周旋折冲忽倨忽恭的一幕。 　　清朝遗老的致富生意经 　　在上海这样纸醉金迷的十里洋场混世界，可谓是居大不易。遗老们虽抱定忠君保皇的宗旨信仰，但基本的衣食粮米生涯当然不能少;而且都有前朝功名，身架子也不得不维持，没有一定的摆谱儿和排场，一副穷困潦倒之相，这日子也过不下去。一肚子孔孟圣贤之道，若论做实业开厂，或做买办经营公司，那都是新贵们的事，遗老们第一不会，第二也不屑。想想可以待价而沽的，还是好不容易挣来的前朝功名。于是挂牌鬻书，每每以尚书、学政、翰林的名衔标榜。姑且不论书法本身优劣，状元书法一定价高于探花，六部尚书侍郎书法一定高于知府道台;过去博取科举功名必有一手好字，即使是馆阁体，只要附着于名位，讲得出名头，在市民阶层受欢迎的程度也远胜于笔墨娴熟的职业书法家墨迹。其间不仅是艺术性的比拼，更是综合社会效应的轻重评判。故而著名的遗老李瑞清在上海卖字鬻书，因其曾任江苏提学使和两江师范学堂监督(校长)的身份，生计大好。他与好友曾熙(农髯)札，竟有如下的“告白”让人大跌眼镜：“鬻书为活，如牛力作，亦足致富。安知他日不与欧美豪商大贾埓富乎?髯乎髯乎，吾与子其为牛乎?” 　　以卖字而竟欲与欧美富豪比富，几乎令我们不敢相信他是个学问官，是通学大儒，是“提学使”、大学校长，是本应道德风标、口不言利的角色。不但李瑞清是如此，还有一位名家郑孝胥，晚年失节，曾追随末代皇帝溥仪逃到东北长春成立伪满洲国，还任内阁总理大臣，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仍嫌溥仪与日本主子的卖国行径不够彻底，不断要溥仪听他摆布而屈从于日本关东军的控制，不准持有异议，一不如意，便以辞职相威胁。他之前在大连即告诉溥仪要脱离而去，其辞呈所列理由中，竟有如下一段对话：“我最近卖了房屋，得了一大笔钱，本来是一个极舒服的人，加上每月卖字收入一两千元，现在(因追随溥仪皇帝)全都搁浅了，损失太大。我打算回天津”。 　　卖字平均每月可得数千元，在当时堪称巨款，足见其富足自得。但想想，若没有他在前清时的广东按察使、湖南布政使职衔与经历，卖字的市场何以如此之好?遗老鬻书，像李瑞清、郑孝胥这样的风云人物，一手持古诗文书画雅翰，一手数钱数到手软，在当时是并不少见的。 　　科举“状元”名号的魔力 　　在遗老中最如鱼得水的，是光绪三十年甲辰1904恩科状元刘春霖(1872一1942)。他是末代状元，因为第二年1905清廷就废科举，再也没有状元榜眼探花了。刘春霖状元及第后曾任翰林院修撰、福建提学使、直隶法政学堂提调、北洋女子师范学校监督，又任直隶省教育厅长。初隐上海，后久居京师，得以鬻书为生者，正是基于他的状元名号。清廷颠覆，皇帝逊位;皇权既败，状元之名位自不会再有，于是刘春霖成了虽不空前但却“绝后”的珍稀存在，他自称“第一人中最后人”，后来久居北京宣武门侧约有二十余年。民国以后，与北方诸大佬吴佩孚、冯国璋、宋哲元、于学忠，以及当时名流郑孝胥、王揖唐等交往。王揖唐为刘氏同科进士，王在华北投敌做汉奸，想借刘春霖的状元名头而邀其出任伪北平市长，遭严词拒绝，为此刘春霖惨被日军抄家;郑孝胥曾邀请刘春霖出任伪满洲国教育部长，亦被拒之门外。士大夫讲究气节风骨，刘春霖堪称典范。政治上既难以作为，但利用状元公、殿试首魁的名望与经历，鬻书却生计丰厚，乃至应接不暇，还请人代笔。自嘲曰：“人有巧拙，拙者我之短，亦即我之长;倘随俗俯仰，恐用力愈多，见功愈寡”。 　　于是刘春霖尽其一生专心致志卖字鬻书。论上举见解，看人视已，冷暖自知，是个极有主见之人。其实，在宋元明清直至民国，书法好的都“学而优则仕”，通过科举做官。“专业书法家”在过去是没有的。因为彼时书法是写字，只是写得好而已;但若论刘春霖是“职业书法家”却大致无误，考中状元后却江山颠覆，又目睹军阀混战、政治腐败、敌国入侵，遂退隐而不求治国平天下之志，坚守气节之同时又甘愿终老翰墨间，挣得一个钱财盈箧十分富足的地步。这过时了的“状元”名号，虽未让他在政界官场上叱咤风云，却着实成全了他的一生。 　　想民国初年京沪之间，从官绅士民到金主财阀、企业巨子，人人以得刘春霖的馆阁体状元对联悬于室中，以为炫耀之本且“面子十足”，不禁想起我初到杭州浙江美院读书留校当老师，其时高考恢复不过十年，新一代学子每每于高考中考折桂登魁，则必于南山路涌金路口之名餐馆“状元楼”摆酒设宴，以祝其成，以贺其魁。其实若论“状元楼”菜品实在一般，且因公营关系，服务和设施皆不理想，但远近士民必取“状元楼”之寓意吉利而趋之若鹜，每呈觥筹交错酒酣耳热之景象，生意兴隆并不愁客源。随着西湖南线景点改造之议起，和杭城餐饮业企业体制改革，“状元楼”杳无踪影已三十年矣，今日南山路上，已毫无痕迹可寻。以视“状元书法”曾经盛于民国的风气，而今安在哉? 　　自检思绪之跳跃离奇，一至于此，谬哉!